1月25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齐普拉斯在雅典一处投票站投票后向支持者致意 

2014年底，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的领袖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欧洲各地宣传自己的理念时，罗马教皇弗朗西斯是他的听众之一。教皇与这位无神论者对希腊的财政紧缩政策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有很多共鸣。上世纪80、90年代，教皇的祖国阿根廷，也曾经历了与希腊类似的阵痛：经济崩溃，债务危机，财政紧缩，增长停滞。历史也许还有更多的参考意义：1982年从墨西哥开始席卷拉美的债务危机，中断了拉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没有人愿意为拉美融资；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布雷迪计划开始的资金流入协议，才标志着拉美重新参与到金融的全球化中。

大选越是临近，齐普拉斯就越是不再像过去那样宣言，要撕毁希腊的救助协议。但是他如何实现自己反紧缩政策的承诺，将是一场与救助者的艰难较量。很多人也怀疑，他究竟能否顺利实施他的11亿欧元减税和消费计划：将希腊最低月工资恢复到750欧元（比目前希腊私有企业的最低平均工资高出60%），打击逃税，增加30万个工作机会，对一些房地产与燃油减免税收，恢复养老金中的圣诞节福利。他甚至还谈到过，将企业税率从25%降低至20%。这些措施都令人想起奥巴马总统在金融危机后曾实施的财政宽松计划，以财政支出的扩张和赤字刺激经济增长。如果说美国面临的是国会中两党政治与“财政悬崖”谈判的约束，那么希腊面临的则是严厉的外部约束——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救助计划的这“三驾马车”正是财政紧缩政策的厉行者。就在最近一次的希腊改革进度评估中，它们还要求希腊采取更多的财政紧缩：解雇6500名公务员，继续缩减养老金开支，通过允许大公司大规模地解雇员工。去年12月，欧洲的救助计划已经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继续监督希腊的改革，完成它最后一轮15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计划——希腊获得援助的代价，是听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希腊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代价，就是一旦经济没有好转，要求独立掌握希腊命运的政治主张就会很容易赢得民众。5年的紧缩政策，让哺育了欧洲文明的高傲的希腊人失去了作为欧洲人的尊严。1月26日，齐普拉斯的当选意味着，希腊的集体情感倾向于换个方向——左转。

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是，债务危机爆发5年来，希腊为什么面临着这么严厉的财政紧缩约束。与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非洲国家一样，自2011年起，作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法，希腊就开始靠出售国有资产偿还债务。向外国投资敞开国有资产，也是任何一个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药方的国家都会采取的措施。希腊出售的国有资产从机场、高速公路、国有铁路公司到国有天然气公司和天然气配送公司，从国有银行、房地产到赌博许可证和国有赛马公司，以满足为其筹资的国际债权人提出的要求，比如，为希腊筹资的欧洲集团（Eurogroup）就要求希腊通过私有化，在2015年之前筹集到500亿欧元。但这些国有资产私有化措施，却并未给希腊争取到救援金主对财政紧缩缓期执行的宽限。自2010年5月接受首笔援助以来，希腊的私有化进程仅仅获得了20亿欧元资金，也没有完成2012年的30亿欧元目标。2012年，根据第二轮救助协议，希腊政府必须通过削减115亿欧元的开支来完成2013和2014年的预算目标，与此同时，还要增加30亿欧元的税收。这对陷入经济衰退的希腊来说，无疑雪上加霜。为缓解进一步紧缩的难度和为重振经济赢得时间，前任总理萨马拉斯曾向国际债权人提出申请，将救援协议规定的财政紧缩时间延长至2016年。然而，德法两国领导人的回应却依旧强硬，要求希腊有更多的减债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