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1日，珠海航展上展示的国产歼10、轰炸机、无人机 （肖雄 摄）

2015年的1月4日，中国军方发布一条消息——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上线运行。我注意到，这条对于中国军事变革异常重要的消息，并没有引起很多热衷于用“枪长炮短”吸引眼球的国内媒体的关注。相反，倒是一些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并准备购买“军工股”的股民朋友，对这条消息表现出了格外的关心。当他们就此向我咨询时，我就开玩笑地说：与中国的经济一样，这是中国军事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

说到“新常态”，必然要谈到相对应的“非常态”。大体上说，1985年中国军队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向和平时期正规化建设，到1995年“台海危机”爆发的10年，中国军队由于经费限制，基本处在一个“忍耐”的“非常态”。从1995到2015年这20年，虽然提出了“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但中国军队基本是以遏制“台独”为出发点，在军费“补偿性增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包括导弹、飞机和舰艇等在内的高技术装备进行了填平补缺式的建设。在这期间，外部环境有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军通过海湾战争完成了向高技术军队转变的第一阶段后（远程投送、精确打击、联合作战），于1996～1997年分别出台了《2010年联合作战构想》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这两份报告明确提出了信息化主导的下一阶段军事目标——优势机动、全维防护、精确打击、定向后勤。美军这种要进入下一个“新常态”的态势，无疑加剧了中国军方被迫反应式的应对台海危机的军事压力。这对于中国军事的发展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态”。

21世纪开始后，虽然台海危机随着台湾地区民进党“上台”有所加剧，但“911事件”的发生，使得原来准备进入下一个“新常态”的美军，进入了一种更大的“非常态”——打了两场耗资巨大并且难以取胜的战争。在这期间，鉴于美军进入“非常态”客观上对华军事压力的下降，使得中国军方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确定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也就是说，从“911事件”后，随着美军逐步脱离原来设计的“新常态”而一步步陷入更大的“非常态”，中国军方则开始一步步地向“新常态”调整。在这期间，中国的军费开支不仅由于“非常态”的刺激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就。这也为中国军事发展进入“新常态”做了很好的铺垫。比如与军事装备密切相关的机电产品，2001年中国的出口仅为德国的30%左右，但到了2002年“入世”后，2006年机电产品出口就超过了日本，2007年超过了美国，2009年超过了德国，位列全球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