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刻

2018年除夕的前一晚，在一家川菜馆与我们吃完晚饭，袁新意开车，先去他在伯克利北边的家。席间他一点酒也没喝。他说，自从北大毕业那年喝毕业酒喝吐之后，他就不怎么喝酒了。18年前，还在北大数学系读本科时，他身上那股“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侠气，曾给住在他宿舍隔壁的同学张伟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俩人同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都师从数学家张寿武，有了更长久的交往。

袁新意在北大数学系只待了三年就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去纽约读博。那一年和他一起提前毕业的还有王东。他俩一起做东，宴请00级数学系的同学，愿意来喝酒的都可以来喝，喝了好几轮。三年匆匆，在袁新意同班同学的记忆里，他上专业课的时候“全在看英语”，似乎不需要花时间学数学，就轻松完成了绝大多数人四年学下来通常很吃力的全部数学课程。刚来北京时，从湖北小地方出来的他说普通话不够好，基本功很差。即便如此，他还是顺利在三年内去了美国。那是2003年。

我们跟他走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校园里，经过热闹非凡的萨特门（Sather Gate）。“看，这里好多社团在招新宣传，和北大的‘百团大战’有得一比。”他驻足指向门前排开的许多小展台，介绍说。在北大的时候，袁新意没有参加过社团，可以想见，留给他参加社团活动的时间也不多。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急着提前一年毕业，压缩出来的那一年在日后的岁月里是否真的很重要。他说，在他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他突然有些后悔赶这么一年；似乎还有很多时光可以享受，却已来不及改变。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穿过萨特门，走到门的另一侧。他说：“人总是埋头想迈过一道道门，迈过的那一刻回头看，却又留恋门内。”好在他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在北大时，足球赛、篮球赛他都爱参加，晚上还爱在理科楼国际交流中心前的那片空地上和一帮轮滑爱好者玩轮滑——黑夜中，那片空地上的地灯把轮滑者脚下的路照得格外清晰。这让他有不少朋友，00级的同班同学提起他时，都亲切地喊他“老袁”。和外人想象中数学家所具有的理性应伴随的冷漠感不同，他是个能让人感受到热度的人。即使面对我这样一个数学外行，面对可能解答了也不一定能让我听懂的一些专业问题，他依旧不遗余力地回答。后来我听他太太说，美国这边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明确，工作上的朋友最多一起吃个午饭，很少一起晚餐，更别说去家里做客。袁新意接过话说：“我对待中国人还是按中国的习俗来，对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按美国通行的规则来。”

现在，他在伯克利弗吉尼亚街买了房，安置了下来。“安定下来”这个主题在他博士后结束拿到“终身教轨”（tenure track）的时候，甚至在他博士后期间，就开始成为他所考虑的问题。按照他的说法，作为班级里最早来美国的人，他什么都走在别人前面一年，既然要在举目无亲的美国扎根下来，这些有关生活安定的问题也就按部就班、表率性地先考虑起来。

初见他时，我想他的生活已足够静好：他每周骑车去伯克利的办公室，通常去三次；去的时候是上坡，大约骑20分钟，回来的时候是下坡，十来分钟就到家。他的办公室在加州伯克利校园里埃文斯教学楼（Evans Hall）的第九层，俯瞰沿山而建的郁郁葱葱的校园。两面采光的玻璃窗外，刺穿伯克利天际线的萨特钟楼（Sather Tower）成了一道装饰的风景线，只要抬头平视钟楼的指针就可知道时间。下午6点钟时，钟楼的音乐钟声就在咫尺处的同一个高度回旋，在人心中唤起某种远离尘嚣的宗教情绪。再远处，北加州的远山描画出起伏的淡影。一排淡黄色的沙发靠倚在窗前，正对着洒满阳光的黑板，真是很理想的思考和办公环境。2012年，结束克莱数学研究所的博士后项目，他短暂回到哥伦比亚大学，随即又从纽约搬来加州，转眼六年又已过去。

那天我们开了车。夜色降临时走出他的办公室，袁新意把他骑来的自行车搬回办公室，开车带我们去餐馆。他到伯克利以后迅速被偷了两辆自行车，这让他变得谨慎。在波士顿读博士后的那一年，他也买了一辆高档自行车，因为时常停在校园里，还搞了两把巨大的锁。但是和在北大时一样，没过多久他的车就被偷走了。他说加州伯克利作为一个文理学校，有很多与北大的相似之处；也许自行车容易被偷也应被列入这种相似性中。在他还没有离开北大的时候，大概是2003年的春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在理科楼开的中国经济专题课上讲，北大本科生在大学四年里平均每人被盗约3.4辆自行车。

袁新意的家很快到了。从餐厅去往他家的路上，我们聊到了袁新意在北大时的数学系同班同学——张伟和恽之玮2014年来加州伯克利时，他们三个之间一次关于数学的讨论。正是那一次讨论，成为张伟和恽之玮具有创造性的合作的开始——他们两个人一个研究数论，一个研究代数几何，在那个时刻，各自的研究产生了清晰的交集。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裔美国数学家罗伯特·朗兰兹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革命性工程——朗兰兹纲领，试图建立数论与几何之间的内在关联，用一个领域的工具和方法研究另一个领域的问题。这个纲领被视为“数学家的大一统理论”。张伟和恽之玮的工作，是与朗兰兹纲领相关的突破。

聊到这里，袁新意打开了话匣子。伯克利不大，很快就到他家门口了，他泊好车，决定在车上把这个话题聊完。四年前那一次，开车的人也是袁新意，谈话的时间也是在吃完晚饭后——那天他们吃饭间全都在讨论那个数学话题，路线是从袁新意在伯克利的家去恽之玮的住处。讨论一路上也未进行完，以至于到了恽之玮那儿，袁新意停下车，三个人又坐在车上讨论了很久。这一次，当袁新意在家门外的小路上停下车，在驾驶座上谈论起他们曾讨论的那个数学问题，并把它纳入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中时，我开始较为清晰地知道，三个人都曾为解决它准备和工作了许多年。而四年前那次见面时，他们已各自走向了不同方向。

夜晚，黯淡的路灯灯光透进车内，视觉不再警醒，唯有耳朵更加灵敏地浸泡在回旋于几平方米密闭空间的声波里，使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能吸引不同寻常的专注。2014年冬天的那个时刻，此刻，变得明朗起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