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演讲哥的时候是在学校的食堂，这座城市的秋意初见端倪，在一群穿着薄丝袜连衣裙的姑娘中，演讲哥密不透风的夹克衫和白草帽显得格格不入。对于刚刚搬回老校区的我们，这个戴着粉色袖套的干瘦青年算得上是一景，不过这种新鲜感没多久就消退了。我们日渐习惯了他在食堂里神经质的慷慨激昂的演讲，也不会再唐突地占用他的专座。

演讲哥是我们学校的一景，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身份。有人说他是某某年的博士生，因为导师迟迟不让他毕业就疯了，也有人说那个所谓的博士是他自己封的，其实是个成考生。贴吧上有关于他的帖子，总是刚发出来就沉了。大家关注他，似乎又没那么关注他。这个老校区是考研党的天下，三点一线的生活充斥着“高数”“马克思”，实在容不下一个神经兮兮的演讲哥。我们只有在食堂才能遇见他，很偶然地议论一下，调剂着枯燥的考研生活。

倒是我的室友晨子对演讲哥极为关心，她从不用“疯”、“神经”这样的字眼儿来形容他，而是丝丝羡慕地说他只是病了，而且病得很快乐。在碰不到演讲哥的时候，她望望那空荡荡的专座很怅然地说演讲哥没有来，他是已经吃过了还是没有吃呢？天气渐渐冷了，我们换上了棉衣和绒线帽，晨子看着演讲哥一成不变的白夹克和白草帽说，天气这么冷了他也不添衣，没有人照顾他吗？晨子对演讲哥的观察非常细致：演讲哥的手机一共外放过六首歌，其中频率最高的是《精忠报国》，还有最近总在单曲循环的《套马的汉子》。虽然没能探究出演讲哥的身份，但晨子证实了学校给他的待遇确实优厚：在多次尾随演讲哥打饭后，晨子发现他的饭卡里其实没有钱，刷在机器上总会发出滴滴的错误提示。看着演讲哥盘子里“昂贵”的照烧猪排，晨子的羡慕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