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七搞八”做学问

1994年，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不久的胡晓明,得到香港一个基金会支持，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做一个口述项目。口述对象是国学大师饶宗颐。胡晓明向我回忆，当他拿到申请表格时，马上想到在文史方面可写的两个人，一是金庸，一是饶宗颐，相比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庸，饶宗颐无疑更具解读空间。

在前往香港之前，胡晓明已经读了出版不久的《梵学集》《选堂文史论苑》等书，了解到饶宗颐在海外汉学与敦煌学等领域的学术史贡献。见面以后，饶宗颐与想象中完全不同。“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头，滔滔不绝，信息量很大，但是很亲切，如坐春风。”胡晓明说。

接下来三个月，胡晓明一共做了15次访谈，见面的地点有时在中大文化所的咖啡室，有时在范克廉餐厅，有时则在饶宗颐位于跑马地山村道风辉阁的家中。就这样，一部六万多字的《饶宗颐学记》被整理出来，并经饶的推荐得以出版。

回想起那段经历，胡晓明记忆最深的是饶宗颐治学的日常状态：“他家里有好几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摊开不同的稿件，甚至有张桌子上面放着绘画的工具，高兴了去这张桌子画两笔，一个灵感来了到另外一张桌子写一段文字，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再到另一张桌子上写一段文字学的东西。”

与一般学者不同，饶宗颐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在不同领域间自由出入，互为启发。这种“文史哲不分”的传统治学特点，显然与饶宗颐自学成才的经历密不可分。

1917年，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州的书香巨富门第。饶家世代经商，是拥有数家钱庄的潮州首富。他父亲饶锷不仅是成功的商人，还是当地知名的考据学家，在家乡修建的藏书楼“天啸楼”，便收集了10万多卷图书。在晚年，饶宗颐回忆少年时的自己：“我小时候，只是成天沉浸在书籍古画之中，几乎可以一个人一整天待在书楼画室里。但我从未感到孤独过。我的这种气质自小时就很明显，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人家的事情，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全神贯注地做好。”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饶宗颐不但博览群书，而且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填词，学习古诗、骈文、散文等各种文体，后来还拜入海上画派大师任伯年的弟子杨轼门下学画，从而打下一生学问与艺术的根基。

13岁时，饶宗颐考入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一年后便辍学回家自修，因为他觉得学校里教的东西太浅，根本满足不了他。15岁那年，父亲饶锷去世，他接续父亲工作续写完成《潮州艺文志》，连续发表在广州《岭南学报》上，声名渐起，很快便被推荐进入广东通志馆，专职艺文纂修。1938年，21岁的他又被举荐为中山大学研究员。

“他的整个学术还是原原本本去发现探索古书里面中国古典的真相，还原中国的历史。他没有‘五四’那种对儒家、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思维。他很尊重古义，当然也因为他没有受到新文化的影响，更没有受到大陆意识形态的影响。”胡晓明说。谈及这点，便无法绕过香港对饶宗颐学术人生的影响。饶宗颐习惯将香港比作建安时代的荆州，多次谈到其在学术上的重要影响：“三四十年代的前期，一些共产党人避国民党，来香港；后来避共产党的人也留在香港做他们的事情。这里是个避风港。香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离开政治和时代的风暴，很重要。”

1938年，日军大举侵华，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途中，饶宗颐因病滞留香港，并在那儿一直待到1942年香港沦陷。在那几年里，饶宗颐主要做了几件事情：帮著名出版家王云五编写《中山大辞典》，帮他弄查甲骨文金文的八角号码；帮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查阅大量经史书籍、词学藏书，为他日后的甲骨文、敦煌学和词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1949年，饶宗颐第二次来到香港，并从此扎根于此，香港也由此成为他的治学福地。

饶宗颐少年时代自由读书写作的习惯，在香港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得以延续。胡晓明至今记得，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的咖啡室里，望着窗外常青的山光树色，饶宗颐对他说：“香港是一个破了model（模子）的世界。你还没有活动就给你限定了，这种model，作为管理是比较方便，但对于人的天性、兴趣的发展，我就不敢说好了。所以我是一个不能进入model的人。我这个人非要搞七搞八，因为我有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