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琪）

( 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庸作品集》印数超过50万套，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

80年代的读书人张立宪有这样一个记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当时位列人民喜欢的“大俗书”之列，“其兴也忽焉，马上风行北京，我经常见到那些来宿舍里用袜子换粮票的小贩，他们的书包里也塞这么一本书”。作家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提到，这是80年代的特征之一，“所以当时提的问题不太个人化，都挺大的，大家考虑的都是有关民族的、国家命运的大事”。

阅读趣味极其一致的背后，是十几亿人趋同的知识结构。80年代末王朔解构了正统严肃的文学形态，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引进《金庸作品集》，“陈平原、严家炎这些学者的书柜上，在《鲁迅全集》旁边可能就放上一套《金庸作品集》了”。于是武侠小说登堂入室，余秋雨的兴盛、国外畅销书的热卖背后，知识阶层的分野也越来越鲜明。

2000年之后，随着韩寒、郭敬明的异军突起，“成人读物不好卖了，进入了青春文学时期，只是一些职场励志书还有不小的市场”。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觉得，知识构成决定了“文化代差”，“原来看王朔的一批人开始老了，看郭敬明、韩寒的人长大了，开始成为社会主流”。“文革”造成的文化断层，使八九十年代的人们处在相似的知识构成上，而如今相差三四岁的人，知识构成却相差很大，“一种畅销的文化很快就会过去”。于是进入青春文学畅销期的图书市场，很难让人预料前景，而明显的现象是“大家早已不再眷恋精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