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留给世人的是两个极端的形象，一个是外患不断，积贫积弱，后期偏安江南一隅；另一个是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空前繁荣，取得突出成就。如果把这两点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外部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还能达到这样的繁荣与辉煌，可见宋在国家的内部治理上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从靖康之耻到西湖歌舞，长久以来，我们对宋朝的对外关系的关注远远多于其对内治理。面对北方铁骑，我们总是觉得南朝昏聩无能，帝王们整天忙于享乐，以致事无所成，让人感到气闷和气愤。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一方面，宋朝在对外关系上的弱，不仅仅因为战略政策上的失误，还有既失天时又失地利的客观因素。所谓失天时，是指宋时东亚大陆气候进入低谷期，不仅农业减产，而且逐草而居的北方游牧民族势必南下。所谓失地利，就是黄河的不断改道和频繁绝口，使宋朝深受内伤，导致对外战略上底气不足。

另一方面，统治者的一系列开明政策，使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这时的出现，证明了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仅就都城市民的日常来说，生活内容空前丰富，开封在当时已经是“坊市合一”的开放性国际大都市，汴京甚至出现了通宵夜市，文化、娱乐、餐饮等一应俱全，这是中国商业史上的重要革命，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肇始。

实际上，两宋三百年，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制度建设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甚至位居世界前列。宋朝，尽管是个军事弱国，但绝对是一个经济强国、科技强国、文化强国。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李泽厚称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而且远胜唐朝。柏杨则认为两宋时期“中国至少比欧洲进步一百年”。西方学界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与经济革命时代。

与社会经济繁荣相对应的是中央朝廷的简政，简政是宋朝政治的鲜明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全面繁荣的一个关键因素。宋朝的对内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崇尚平稳、注重微调，因仍自然规律，政府极少干预民间事务。

南宋的刘安节在谈论国家大政方针时曾提出“王者之治”应该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这不禁让我想到西方政治哲学的有限政府理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洛克在其《政府论》中提出了有限政府论。有限政府是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主张严格界定政府权力的范围，尽量避免干涉私人事务，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尽量避免直接干预经济行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当然，有限政府之所以成为有限政府是因其权力、职能、规模和行为方式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明文限制，并接受社会监督和制约。而宋朝的统治者的简政更多是出于一种自觉意识，并非制度性的。两者有着本质不同，只是表现形式存在一定相似性。但通过比较，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宋朝的内部社会何以如此繁荣。

经济的繁荣拉动了人们更高层面的文化需求，统治者的理政方针又极大影响了社会时候各个方面，简约成为最受时人欢迎的审美理念。于是，崇尚平淡自然的禅宗在宋代达到鼎盛；“清风明月本无价”的沧浪亭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宋代茶席、家具，无不体现着自然和简约之美，直至流布东瀛。可以说，繁荣的经济促进了文化发展，清简的统治影响了人们的审美。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