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朗读者》，董卿采访了九十高龄的翻译家王智量。这位言谈常笑的老人很富有感染力。说起政治运动中的艰难创作，让人不得不感佩他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常人难以企及的达观。

        他在西柏坡村劳改的时候，种菜。一边撒菜种，一边铺土，然后拿脚把土踩实在。他边踩土边想诗歌的韵律。用他话说“一天下来，劳动也不累，一节诗就翻译得很好”。白天想了一天，晚上写在报纸白边上。《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出来。

        与“老音乐家按4／4节拍铡草度过文革”的杜撰故事不同，这可是真人真事。

        除了善于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些智者豁达淡然的秉性，能够使他们穿越历史的迷雾，走过生命的创伤，散发着持久的人性光芒。

        每临事，有静气，从容稳健，总是有自己的节奏。“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些筋骨与精神的强者，他们并无三头六臂，他们有的是涵养与风骨。

        西南联大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梅贻琦依旧极有绅士风度，不失仪容，“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生死临头，不忘行仪。梅校长真是一位让人钦佩的男儿！我有时拿他来取笑孩儿他爸，他连进个电梯都慌得一比，生怕被门夹。其实也不用笑他，我自个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碰上点芝麻绿豆的事，就郁躁症发作。要转变，还得靠些外力。

        容我叙一件七年前的旧事。

        因为儿子的坚持，国庆假期，我们去了杭州乐园，第二天，去了西湖。喧嚣，嘈杂，摩肩接踵，连呼吸都是浑浊的。我一向最怕人多，就连吃饭也是哪儿冷清往哪儿钻。走在苏堤上，一点也没有风花雪月的心情。曾经有许多次，我是真切地羡慕过居于湖畔的人啊。但那天，我只是像没有灵魂的木偶，随波逐流。懒得拍照，懒得说话，想找块湖边石坐下来也难找，只能在人群中被撞来撞去，恍恍惚惚地前行。苏堤怎么就走不到头呢？

        过了苏堤，行至雷峰塔下。先生挤着排队去买票，我瞥见他手上拎着相机，怕人多相机遗失，所以我特意关照：我来拿着相机吧。后来事实证明，这明显失策，正所谓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而且凭我当时神思恍惚的样，能不把自己丢了，已经够可以了。总之，进入景区，先生要拿相机拍照时，我才赫然发现：相机丢了！又出门去找，哪里又会见踪影？找寻无果，我颓然地坐于塔下，更无登塔的兴致。

        出景区后，更见涌动的人流。身上又累又乏，脚上也使不上劲，真想有一辆车载着回宾馆睡大觉。自行车租不到，景区观光车坐不上，公交站头人满为患，看看就觉得绝望。最后，只得步行又丈量了一遍苏堤，来到岳庙前。

        在岳庙门口的台阶上，我一屁股坐下来，再也没有兴致挪半步。儿子似乎也受了我的影响，不想进去参观。坐在边上的一位女士笑着说：来也来了，那还是要进去一趟的。儿子终于被先生拉着进去了。因为旁边的女士先搭腔，又因为无趣，我也和她聊了几句。不知不觉中，我讲到了丢相机的事。这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士竟像是来点化我的。她说：“咱温州那边，许多人还是信些什么的。我家里信佛，有的事情，说起来是很奇妙的。有一段时间，我上菜场，总会碰到摊主多找我钱。我觉得这不该是我得的，所以，我就一定找到人家把钱还掉。所谓得失自有因果。在儿子上学这事上，我得到了福报。那年温州小学取消择校，按片区分，我儿子只能上那些不太好的小学。除非，我把家里的几套房子全卖掉，把户口挂到我妈那边，才能够让儿子进入我们那边最好的小学。据说，别人花50万都未必能进。一时之间卖掉所有房产似乎不可能，我就只能选择等待学校摇号。幸运降临了，我单位也有好些人参加摇号，结果只有我摇中了！”听着她娓娓道来，心头的不爽似乎也少了些。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相机买了也有好多年了，自己也曾说过要换相机。它的遗失，也许就是我的这种意识的反映呢。缘分尽了，就是离别。

        岳庙门前的半时光景，也值得人咂摸呢。我可能就是那种天性悲观的人，望着眼前的人流、车流，又幽幽地说：“坐不上车，打不到的，这么多人，回去不知几时啦。”温州女士呵呵一笑说：“我们也是把车停在宾馆，早上坐公交过来，现在还算早，慢慢吃个饭，喝点茶，待会儿看看夜景，等晚了，再打车回去。”

        她先生和儿子出来了，她笑着和我打招呼说“再见”。这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态度呢。不急不躁，闲然自适，安于当下。

        当然，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知行合一是件难事。我遇事依旧容易紧张焦虑，有时还气急败坏，一点也不风淡云轻，乐观豁达更是谈不上。

        有儒者云：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此境难求，惟愿常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