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欣

中国历史上的“神探”，包拯认第二，恐怕没有人敢认第一。历史上的包拯，进士出身，一路升转，生前赢得清正之名。包拯的业绩多在行政和政治上，个人品行以孝廉刚直著称，死后获谥“孝肃”。在民间说唱与文学里，他却被拔高到了文曲星转世的程度，生平主要成就被改写为公正断案，为民申冤。民间赋予他超能力，说他“日审阳间，夜断阴府”，死后成为阎罗天子。《包公案》为明末成形的公案小说。在这本书里，包公或坐衙，或巡行，专门处理各式各样的奇案小案微案。哪怕是冤魂登衙求告，没有不昭雪的。别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海公案》，虽然也有为地方官主政时跟地方豪强恶霸斗争，为冤魂出头的情节，主要讲的还是权力和政治斗争，涉及刑事案件的部分比重不大；只有包拯被话本和小说塑造成了行使公道惩恶扬善的光辉黑脸。

犯罪小说不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一个流派。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小说的分量比较轻。中国传统的犯罪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不是不存在，也不是没有特点，而是零碎分散，类型模糊，在几百年的时光里素材经常互相串场，改头换面出现多次。中国旧小说的消闲解闷功能很强，虽然往往是打着教化人心的幌子。罪案，巧合与神秘事件，一向是中国话本小说持久不衰的主题。数个传统短篇小说集如《三言》《二拍》，都收集了不少犯罪小说，比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滕大尹鬼断家私》《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中国的长篇小说很多都包含“故事中的故事”，甚至有不少的章节是短篇故事缝联补缀而成，最典型如《三侠五义》，开头除交代了“狸猫换太子”的奇案后，就开始大段讲述包公的神奇来历生平，和他初履官场时侦破的疑难案件。

熟人社会

与现代犯罪小说堆砌悬念的手法不同，中国的犯罪小说，故事情节往往预先交代给读者，着重刻画的是破案过程中出现的巧合、冤屈，以及柳暗花明的转折。也就是说，悬念在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果中。观众仿佛在一边读剧本，一边看主角的表演。县令大尹，作用常常只是劈破所有积聚的矛盾，引出有用的线索。在许多传统犯罪小说里，关键线索的出现，依赖见神见鬼托梦打卦。用现代的标准来看，未免有欺人之嫌，而且削弱了侦探小说最看重的推理要素。鬼神推动推理情节的发展，看似幼稚，却长期普遍存在。这可能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地理特征和行政结构决定的。

传统中国，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地面，都是“熟人社会”。旧小说中一个普通规模的县城，最高行政权力驻扎场所是县衙。城里或城外不远有佛寺尼庵和道观，富裕的地主大户在城里和乡下都有大屋。街巷水井排列之处，还有百行百作，菜农屠户，大小生意人。地方上的赋税征收和安全职责由里长地保负责，出了盗窃人命事，里长地保要负责辨识疑犯凶身苦主。往来客商多投在客店或熟人家食宿，其他外乡口音的生人，不论是乞丐还是游方僧道，都被本地人看在眼里。大家妇女极少出门，小家妇女难免抛头露面，在街上做生活买东西。本地居民的婚姻儿女状况，都是公开的信息。男女见面说话机会不多，就算有，也时时刻刻旁边都有几双眼睛。谁与谁勾搭成奸，街上的人很快就知道了。乡村地面更是整个村的人都沾亲带故，或有亲或有仇。外乡来的手艺人，即使定居买地，过了几辈子还被认为是外乡人。

在城镇和小村庄里都有很多淳朴的人民。路过行商书生饥渴敲门，能得到热汤热水和一晚膳宿。乡村也有自行组织武装的豪门大户，仗着家中有人是退休官吏或功名在身，平日鱼肉乡里，甚至开设黑店，打劫来往客商。这样的大户，户主能跟县中最高权力长官投帖来往，一般百姓保甲里长也不敢惹他们。《二刻拍案惊奇》中的《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云南的张姓儒生去四川新都县索债，结果被豪强大户将一主四仆全都杀死，埋在种红花的空场上。杀人越货不是一个人能做下来的事，多有狠仆死士代劳。出了人命案子，四周的人很快都知道了，只是没有人敢惹。若不是张生的儿子先寻到成都妓馆得了消息，告到早有心铲除恶霸的巡按察院手中，二人不是无功而返，就是也赔上两条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