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画作并置

早上10点半，在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售票处，当日“弗里达·卡罗：装扮自我”（Frida Kahlo：Making Her Self Up）特展的入场券已售罄。工作人员无奈地向我摆手示意时说：“展览持续到11月4日，你还有的是机会。”估计她用同样的话送走了每一位失望而归的人。与以往不同，“装扮自我”并不是聚焦在弗里达的艺术上，而是通过200多件弗里达的私人物品，探讨了她的风格，拼凑了她的一生。

1954年弗里达去世，丈夫迭戈·里韦拉（Diego Rivera）将她的所有私人物品锁在了她生前的浴室和更衣室里。直到2004年，在故居“蓝房子”（La Casa Azul）中尘封了50年的弗里达私物终于被博物馆分类整理，其中不仅包括成百上千的文件、照片和艺术品，还有衣物、珠宝、化妆品和她定制的假肢等。伦敦的大展，是弗里达的私物第一次离开墨西哥，也是其服饰与画作首次在博物馆中并置，联合策展人塞西·亨斯特罗萨（Circe Henestrosa）认为，“时尚与艺术是弗里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一张早期的家族相片中，弗里达身穿三件套西装，一手插着裤袋，一手支着手杖。当她的姐妹们一副Flapper形象——梳着波波头、穿着直筒连衣裙——的时候，弗里达已然是一副特立独行的模样。无论是生前的照片，还是其自画像，弗里达浓重的一字连心眉、嘴角淡淡的胡须和彩色墨西哥服饰都让人印象深刻。

展览中呈现了22条Tehuana裙，有人说弗里达选择传统的墨西哥服饰是为了讨好迭戈，但在塞西·亨斯特罗萨看来，弗里达的选择并不随意。

Tehuana裙来自墨西哥西南部瓦哈卡州的特万特佩克地峡（Tehuantepec Isthmus），那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传统服饰成了彰显权力和独立性的标志。除此之外，弗里达还经常戴着Rebozo围巾，要么裹在肩膀上，要么编进辫子里。她没有理由不爱这种围巾，毕竟，墨西哥女性革命者们曾用它来包裹枪支，躲避政府检查站的耳目，进而帮助推翻了35年的独裁统治。弗里达一直不避讳自己的政治信仰，甚至声称过自己出生于1910年，也就是墨西哥革命开始的那一年。

在画作《两个弗里达》中，右边的她穿着墨西哥长裙，左边则穿着维多利亚礼服，她用象征和隐喻描述了一段情感纠葛中的心境。这幅画作也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弗里达的衣橱组成，其中不乏西方时装。虽然塞西·亨斯特罗萨认为弗里达通过服饰构建了自己的文化认同，但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Tehuana长裙正好可以遮住她不对称的下半身，而宽松的Huipil衬衫可以掩盖她为了支撑受损的脊柱而被迫穿着的医用束胸。

弗里达曾在日记中描述儿时如何穿三四双袜子，来尽量让因小儿麻痹症而收缩的右腿看起来跟左腿一样长。18岁时她又遭遇了一场几乎致命的事故，在床上躺了十几个月，用石膏绷带、束腹和人工部件固定身体慢慢等待恢复。那段时间，在父亲的引导下，憧憬学医的她转而将精力投向绘画。经过特别改装的画架和镜子被固定在弗里达的四柱床上，她一边研究众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一边审视自身。难怪她曾说：“我画自己是因为我总是独处，也因为自己是我最了解的主题。”

展览中一面墙的矫形外科器具几乎重现了弗里达“蓝房子”的浴室。只不过展览中采用的是花砖墙装饰金属线条，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那根在公车事故中刺穿她身体的钢扶手。事故之后，弗里达进行了22次手术，主要集中在她的脊柱和右腿区域。此后，她必须穿一系列的石膏或皮革紧身衣来帮助维持身体平衡，医用束胸也成了她的立体花布。展览中一件固定躯干的石膏紧身胸衣被弗里达“装点”了一番：腹部蜷缩的胎儿的上方悬挂着镰刀与铁锤。

在弗里达的衣橱中，只有两件金丝绒材质的正式礼服，其余的大部分行头都由棉和丝绸制成，因为她的身体无法支撑其他有重量的面料。一双黑色的鞋子特意开了个口，好让她的右脚能透气，可她的脚还是溃烂了。最终弗里达仍不得不截去右腿膝盖以下的部分。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用义肢行走，那支套上了红色皮革长靴的假肢，成了她个人风格的重要象征。如果看不到上半部分，它像极了一双有中国刺绣图案的厚底鞋。比起1998年亚历山大·麦昆为残奥会短跑冠军艾米·穆林斯（Aimee Mullins）设计的木刻假肢，弗里达的想法早了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