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宇

（上）

1653 年，在梵蒂冈天主教会宣教部的大堂里，一位中年教士慷慨陈词：

……既然中国皇帝陛下把这个艰难又光荣的事业托付于我，为了这件大事，我便冒着各种危险，经过澳门、果阿、莫卧儿、波斯、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又从那里到罗马来了……

然而，无人喝彩，众人皆以狐疑的眼光望向他，不免有人交头接耳，引出更多攻讦。这位自称是中国王室派往欧洲之使臣的教士神情落寞地离开，脚步声在身后的走廊里回荡出一种悲哀。他就是卜弥格，波兰人，耶稣会士，南明永历朝派赴罗马教廷的使者。

为何一个波兰教士会成为中国的使臣？事情要从 1588 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说起。

* * *

自达·伽马抵达印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分别控制了美洲和自好望角绕行至东方的航道，并通过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明文划定了两国的势力范围。

凭借印加帝国的财富和波托西的银山，西班牙日渐强盛，为保障海上交通线和海外利益，组织起庞大的舰队，海上霸主，一时风头无两。

西班牙不是没有隐忧，当北方低地地区掀起反抗专制暴政与宗教迫害的运动并宣布独立，英国也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变得强盛起来，如何应对新兴力量的挑战，维持自己霸主的地位，就成了重中之重。

西班牙一方面暗中联络被伊丽莎白囚禁、同为天主教徒的苏格兰玛丽女王及其支持者，一方面收买刺客试图暗杀伊丽莎白，因事泄未成，玛丽被斩首。自罗马教皇号召天主教国家向英国开战之时起，西班牙虽有了台面上的宣战理由，却也不免走上了不归路，要知道建造无敌舰队的花费是殖民地五年的收入，一旦战败，元气大伤。

历史跟西班牙开了个玩笑，自从 1571 年参与击败奥斯曼帝国海军的勒班陀之战，笨重不够灵活的划桨战舰走入了历史的坟场，西班牙热衷起风帆时代的巨舰，但舰艏冲撞和接舷陆战的深刻印象让西班牙人预料不到过分依仗固有技术背后的风险。

无敌舰队就是带着这样的意识踏上征程的。由于缺乏兵员，英舰几乎没有搭载陆军士兵，加上英国是个岛国，滥砍滥伐使得森林面积锐减，木料有限，船体普遍较小，可这两个劣势竟被英军巧妙地转化为优势，英国人开始发展舷侧火炮技术（西舰较英舰大将近一倍，炮数却相当，西舰火炮威力稍大但射程较短，英舰则配备了射程远射速快的长炮），以灵活机动来规避接舷作战。而西班牙人开战前，大将不幸去世，接任者战术意识欠佳，不懂得发挥巨舰火力强板壁厚的特点，未能创造出近身接舷的机会……无力侵攻英国本土的无敌舰队在归途中又遭遇惊涛骇浪，已经受创的船体被海浪无情吞噬，损失惨重。至此，西班牙的历史格局已定，在未来的数个世纪内，他还会被荷、法、美等国连番痛虐。

既然西班牙国势转衰，那么葡西两兄弟（ 1580－1640 年葡西两国曾因姻亲关系短暂共王）的东方殖民地自然也被后起的英、荷等国盯上了。

自 16 世纪后半期，耶稣会为了获得在中国、日本传教所必需的资金，在中国采购生丝经澳门投资到运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上。在利玛窦的著作中记载着， 1603 年在澳门港准备出发驶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遭到三艘荷兰船只抢劫，耶稣会为此遭受了巨额损失。
对葡萄牙商人而言，耶稣会是不可缺少的投资方，即便会因此成为在日本进行贸易的障碍，也不能与之断绝关系。幕府的难题就是把与基督教传教士关系密切的葡萄牙商人从贸易中赶出去。但是把他们赶出去之后如何才能获得日本所必需的生丝，这一难题困扰着幕府。
代替葡萄牙人浮出水面的是荷兰人。当时荷兰人失去了与幕府进行谈判的权力，只能依靠将军的温情被允许交易。在幕府看来，荷兰人容易控制。

——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澳门是一处可随便出入的地方，无军队把守，只有几座炮和一些工事。我们如果派出 1000 至 1500人的兵力即可轻易夺取，再加强防守，可抵御一切外来攻击。……
自我们与英国人率大批船舰到过日本后，澳门的葡萄牙人如坐针毡，万分惊慌。他们在那里加固工事，配备从马尼拉运去的 12 座炮；此外，他们还将铸造 5 座大炮。…………数年来，中国人与鞑靼人连战不止。鞑靼人攻占辽东并派兵驻扎。去年，他们曾屡次打败中国人，并攻占几个要害地区。高丽也附属鞑靼人。四五年来，耶稣会士和其它传教士均被赶出中国，但仍有 20名天主教士隐藏在那个国家。 1621 年 10 月，中国皇帝自北京下旨给澳门的葡萄牙人，令他们派 100 人协助他使用大炮，对付鞑靼人。被逐出北京的耶稣会士又被召回，并得令带去使用大炮的说明书。除伙食费外，他们每人得酬金 150 两银。葡人得此消息后兴奋不已，希望借此机会获许进入中国，并使中国人皈依天主教。……
在中国沿海搁浅的英国海船 Unicorne 上的大炮均被中国人卸下运至广州。

——摘自 1622 年 1 月荷兰驻东印度总督库恩提交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东印度事务报告》

荷兰人一直惦记着东方的商机，苦于没有据点和恰当的方式。 1601 年，他们曾以两船首航澳门，要求与中国人通商，被葡人所逐， 1603 年又以两舰攻澳，亦被击退。 1604 年 7 月荷人韦麻郎率三舰占领澎湖要求通商， 10 月被率船五十艘的大明把总沈有容“把酒劝离”。韦麻郎临行以“铜铳、铳弹及国产物”见赠，沈氏只取无直接杀伤力的铳弹留念，韦麻郎因而“感泣谢别”。明人也对荷兰舰船留下了“器械精利，非诸夷比”的印象。

自 1605 年从葡人手中攻下香料群岛中的安汶岛、 1619 年占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之后，荷兰人有了东方基地，打开中国与日本大门的愿望也迫切起来。 1609 年起，荷兰开始与日本进行贸易，并逐渐取代葡西成为日本锁国时期唯一的西方贸易伙伴。

这边厢，明代后期边患严重，自顾不暇。万历四十七年（ 1619）三月，明军在萨尔浒之役大败，此一冲击激发许多官员引进西洋火炮的强烈愿望，徐光启就是其中代表。他上疏应从广东“募送能造西洋大小神铳巧匠、盔甲巧匠各十数名”，并“买解西洋大小诸色铳炮各十数具”，且称“福建监生伍继彩自言同乡有能造海洋极大铳炮者”，请求应“从厚给资，趋令星夜前来，听候委用”。闽粤地区长期与澳门葡人、马尼拉西人通商，曾有工匠在吕宋接触到西方的铸炮技术，又因南方木炭冶炼较北方用煤少硫，冶铸质量较高，仿制“吕宋大铜炮”应是可行之途，但或因未能掌握关键技术，以致所造之炮仅外型相似，其冶铸质量和炮身设计均颇有瑕疵，终未能在天启元年 (1621) 的沈辽之役中发挥作用。

肇建奇功的反倒是英、荷沉船上的舰炮，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自行设法从澳门引入了四门大炮，这些炮可能来自 1607 年荷兰人袭击澳门时所损失的一艘船上，其中两门由李的门生张焘自费运至京师，在宁远之役中派上大用场。中途而止的两门直到军情紧急，才和广东阳江县、海康县沿海捞起的“东南夷大炮”“红毛番大炮”一起被要求输京，由葡人铳师负责操练教习。“东南夷”即是英国，“红毛番”乃荷兰，明人当时将英荷视为一体称之“红夷”。

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万历）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牕，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

——《明史·和兰传》

库恩报告中提到的英国船 Unicorne 正是阳江县那艘沉船（他还在报告中提及一位率兵抵御鞑靼人、教名为 Paulo 的大将，似乎是指徐光启）。此时英荷正合力打击葡西的远东势力，库恩发信后不久， 1622年 5 月荷兰人就进攻了澳门，但遭到葡人拼死抵抗。荷兰舰队损失惨重（英国并没有直接参战，但他们幸灾乐祸的猪队友模样让荷兰人很不爽，隔年就把安汶岛上的英国商站给废了，独霸贸易），遂又转到澎湖，向中方请求贸易，遭拒绝。双方于厦门开战，中国人才第一次知晓“红夷大炮”的威力。

而澳门葡人在 1622 年那场大战后开始建立铸炮厂，为接下来的明清战争铸造大炮、输送铳师。到了崇祯年间，经过徐光启等人的推动，明朝军队愈加依赖西洋的火器技术——萨尔浒等役战败，佛郎机铳等小型火炮为后金军队所获，仍用这些兵器显然难有优势，“惟尽用西术，乃能胜之”，“教练火器，必用澳商”。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在引进西洋大炮的过程中，还不断强调耶稣会士均有相关知识，且“皆能造作”，使得耶稣会士在晚明的政治世界里有了周旋回寰的机会。

（下）

崇祯三年（ 1630）元月，葡国铳师队由公沙·的西劳率领抵京，并有耶稣会士随行。公沙还作《西洋大铳来略说》，欲辨明红夷（荷兰人、英国人）与西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不同，更强调这些大铳应称作西洋大铳，红夷为海寇，葡人则系“西极欧逻巴沿海国土人，在小西洋之西，故称曰大西洋”，这些西洋铳是他们用以抵御红夷的。徐光启也作出“红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窥中国；澳夷之志，欲强中国以捍红夷”的一番背书。讽刺的是，这次北运的 10 门铜铳及铁铳，均出自一艘被葡人缴获的荷兰船。

然而好景不长，徐光启门生兼教友孙元化部下孔有德、李九成及子李应元于崇祯四年（ 1631）闰十一月发动吴桥兵变。孔有德等人本为皮岛毛文龙旧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为孙元化接收。皇太极辽东兴兵，以精锐数万围困大凌河城，孙元化急令孔有德等驰援，孔“初无往意，勉强前赴，沿途观望，至闰十一月二十七日，次于吴桥。”辽兵士卒与当地人屡有摩擦，县人闭门罢市，有一士兵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一鸡，被罚“穿箭游营”，众兵击杀该仆，适时李九成又将孙元化拨付的购马费用滥花殆尽，李氏父子遂率众辽丁拥孔有德兵变。

孔有德回兵山东，张焘所属之辽兵一半投降，又有耿仲明等辽人在城中内应，崇祯五年（ 1632）一月登州失陷。叛军掳获了大量兵马军饷，最重要的还有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城中葡人铳师 12人死亡， 15 人重伤。孙元化自杀未成（天主教徒自杀系重罪），不向叛军妥协，孔有德念旧，于二月将孙元化、张焘等人放还。后两人在京遭弃市。徐光启在遭遇这次打击后，心灰意冷，不再过问军事。

吴桥兵变最大的后果是孔有德、耿仲明降后金，严重影响汉满之间的军力消长，其降书曰：“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以兄弟抱见之礼待之。当年李之藻曾担心“铳到之日，或以付之不可知之人，不能珍重，万一反为夷虏所得，攻城冲阵，将何抵挡”，不幸应验，加之孔有德部炮术由洋人亲授，与传统炮手全凭经验发射不可同日而语，“红夷大炮”遂成“红衣大炮”。

随后清军入关，凭借西洋火炮和八旗铁骑席卷大半个中国；南明诸王并立，乱象丛生。卜弥格正于此时进入永历朝廷。

永历即位之初，曾向澳门借兵。“葡国遣兵三百名，带大炮数门来桂林助战，以瞿纱微为随队神父”，与瞿式耜、焦琏等奉教重臣一道守卫桂林，一时稳固下局势。永历三年（ 1649）初，卜弥格从澳门应邀请到达肇庆，协助瞿安德（即瞿纱微，德国人）的工作。是年局势急转直下，江西、湖南失陷，永历仓皇西逃，两广旋失，南明小朝廷危机四伏。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经奉教重臣、太监庞天寿斡旋，太后、皇后、皇子陆续受洗成为教徒，并遣卜弥格为特使带着中国王室皈依的信息至罗马教廷，后又派瞿安德澳门求援，葡人“遣兵一队炮二门赴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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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作者、明史大家——司徒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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