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游戏已不再是过去的娱乐的概念。这是不是机器、技术对人心灵的深入渗透呢？—上海  齐卫东

克隆人的问题

对于美国医生希德宣布要克隆500个人一事，最着急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他马上呼吁国会通过关于禁止克隆人类的法律。希德并不在意克林顿的举动，他说总统没有法律依据禁止他的实验；即使在美国被禁止，还有很多的国家是合法的，比如在英国。看来在第一个克隆人被制造出来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希德的进程了。

也许不是！可以毁灭人类的技术还有很多，比克隆都要利害。但是有一点，掌握克隆技术的是自山的科学家，而其他技术则主要控制在国家或其他集团的手中，而且都处于秘密状态，没有媒体会公开讨论。克隆技术与其说是一个对人类产生威胁的技术，不如说是对铁幕后的权威的一个挑战—它第一次在没被权威控制之前就已经成为公众话题。

也许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克隆人的出现，现在讨论克隆人类至少可以在伦理上作好准备，或者仅仅是“有一个思想准备”。尽管大多数人不会接受一个被克隆出来的自己，对自己存在的意义提出质疑。

美国南加州 张翰东

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文章，写芦荻和她收养的流浪动物，我很感动。我在想，我要帮助她。

我曾经养过宠物：两只猫和一只狗。

狗的名字和猫的一样，妈执著地给所有的宠物起一样的名字。那是只黑贝，长得又大又凶，实际又胆小又怕事。妈轻易不让它出院子，怕它被别的狗欺负，又怕它染上虱子。院子里有群野狗，有个外国老头总在门口备着吃的和喝的给它们，但总由着它们来去，我们的狗很寂寞，老想去和它们玩儿，可惜那群狗对他不认同。两年后我们要走了，狗换了主人。后来我去看它，觉得它不快乐，没过多久传来消息，狗死了。

上大学学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那个英国老师给我们提个问题，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里面的大象有一天游荡到了外面，吃掉了农民的庄稼，还伤害了人，你们说农民该不该杀掉这些大象？我回答不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会杀人的动物都被人干掉了，因为它们会杀人所以是邪恶的，不需要经过法庭，不需要引用法律条款，杀掉就是。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活的标本。马戏团里的动物用自己的本能竭力学会装作人的样子，拼命取悦于人来保住自己的性命。保护区里的动物好像很自山，但不能越过边界，可怜它们还没学会辨认边界，所以常常死了还不知道自己冒犯了什么。至于宠物，我想就不用我说了，爱如潮水，有涨有落。

我在想，我能为芦荻女士做的是捐点儿钱，我没办法收养那些动物，因为我没时间照顾它们。然而我很鄙夷自己这种捐点儿钱就以为自己献出爱心的做法，这太自私。

北京  张蕾

第一辆出口美国的汽车

第一辆出口美国的汽车是北京生产的“中华牌”汽车，但是那也是唯一的一辆，而且买方是通用汽车公司。据说美国人进口的目的是因为车子的外壳是用玻璃钢做的，想买回去解剖解剖。所以这样的出口与商业出口是不一样的。中国造的小汽车何时出口，这不是个重要的问题。目前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汽车厂如何造出便宜、舒适、适用的车子让中国人购买，中国汽车企业才有可能立足。国外买一辆丰田的钱在中国只能买到一辆桑塔纳，这样的怪事为什么没人多说几句？

山东威海  马健

说话

说话和语言表达能力是两回事。明白这个道理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但比起我的父母时间还不算长。

我的父母都是从教多年的大学教授，半生下来也落得“桃李满天下”，其语言能力当勿庸置疑。但是老俩口在自己有没有住房的问题上却没有说话的资格。对“望闻问切”门儿清的老爷子一退再退，不得已将“现住房是否达到教授级标准”作为自己最后的防线。学院的人一本正经地来家里丈量面积，老爷子依然正襟危坐地伏案写他那永远也写不完的论文，等到醒悟过来为时已晚。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当天晚上老俩口平生第一遭拎了一箱“健力宝”赶到丈量人员的家，人家告诉说面积已经报上去了。老俩口无功而返，“健力宝”却留给了那家少爷。我说这件事的意思是，如果不具备某种“资格”，那么你可能连自己是谁都说不清楚。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说话是个敏感的话题。直到距我们并不太远的那段历史，知识分子一直是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别人不说话犹可活，他们不说话就活不下去，说话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因为知识分子的专职是对自然或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这些结论早已超出了“想法”、“看法”等一般意义上的概念，而是知识分子本身价值的证明和体现。因此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遭遇一个只凭资格说话的时代。众所周知，知识分子的长处只在说话，至于该怎样获得说话的资格，他们连村妇走贩都不如。

大庆石油管理局  孙琦

学习标准字？

参加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代表最近对北京进行了规范用字检查，在“社会用字规范单位”长安商场挑出了几个不规范用字。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相关规定，凡书写不规范用字的单位应处以每字每天100元的罚款。写错（不规范）一个字罚款，这下措施与小学校里写错一个字罚写一行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对象不太一样：一个是写字还要学习的孩子（该不该罚写字那是另外一回事）；一个是千方百计想卖出商品的商场，它需要人来规范它如何作销售广告吗？

作为一名少儿图书的编辑，我严格地遵照语言文字管理委员会定下的标准编书。在给图画书加注拼音的过程中，我无数次被标准搞得晕头转向。语言文字管理委员会不知出于何种意图，也许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拼音的规范化发展，或者是为了让拼音走向国际化，标准要求将拼音在是否打头，是否为助动词，是否是动词等的情况下，作详尽的区别，诸如要么连在一起写，要么大小写，要么单个写……情急之下，我邀请了几位专家为我的幼儿读物做拼音注释，结果稿子拿来，他们却异意众多。连专家都搞不清楚的东西，又怎样去要求教师，还要只有小学水平的孩子们去掌握？而这件事给我一个最荒谬的感觉是，拼音明明是帮助孩子掌握文字的工具，却非要赋予它一些更高的性质，就像是你明明想借着梯子上楼，梯子却偏让你在上面翻几个跟头，好好体会一下它是梯子的特殊个性。

这里讨论的不是如何继承和纯洁祖国辉煌文化遗产的问题，而是关于教育和学习的目的问题。我知道有拼命写字（罚写）写得更加不知道如何学习的孩子，但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变得更加聪明。我想老师有足够的权威来命令学生做那样的傻事，但是一个聪明的社会需要有人再树立这样的权威吗？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人或一个单位如果说话写字没有人能看懂，不用人来规范，他（它）肯定就被淘汰了。这么一来的结论就有点可怕了：仅仅是有人想做一个权威！

我不反对规范语言文字的工作，只是觉得好像地点和方式不太恰当。我担心规范的结果会让人像小学生一样变得更加木讷，他们（我们？）本来就不是一群快活开朗的人。

北京复兴门外  赵紧跟

到天安门广场打篮球

我是一个篮球迷，所有转播的NBA比赛有机会全部都要看，可惜没有多少机会参加比赛。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北京也要举办“街边篮球赛”，而且比赛的赛场是天安门广场，我真的是很兴奋。足球早就有街头比赛了，并且中国已经派队到德国参加了世界性的比赛。街边篮球的比赛在广州也开展了两届，现在北京终于也有了，我一定去报名。最令人自豪的是我要参加的比赛是在天安门广场，这样的机会就不是所有的篮球迷都会有的了。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看过升旗，参加过国庆集体舞会，看过元旦焰火晚会，但打篮球这将是第一次。我希望那些足球迷也有这样的机会。没准在天安门广场踢出来的选手，真正能在亚洲和世界足坛上踢出国威呢！

北京德胜门 内向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