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童话》有这么一则故事：

上帝创造世界以后，答应所有的动物都有30年的寿命可以活；驴子因为太清楚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生来就该背负重物，因此要求上帝缩短它的寿命，好让它不必做那么久的苦工，上帝于是收回驴子18年的寿命；狗因为也害怕变老，要求上帝也让它少活几年，上帝也答应了；到了猴子，猴子同样害怕年老体衰，跟着请求上帝收回它几年的寿命，上帝就好心的让它少活十年。

最后轮到人类，男人和女人都觉得30年寿命太短，请求上帝让他们多活一阵子，上帝于是把从驴子那儿拿来的18年赐给人类，可人类还是不满足，觉得这样仍然太短，上帝就把狗不想活的那几年再赐给人类，到最后，连猴子多出来的那十年，也给了人类。

人类前30年的人生通常可以过的健康快乐，因为这30年是他们原本该有的寿命。接下来的18年，因为是从驴子那儿拿来的，所以他们就得每天做牛做马，不断遭受鞭笞，辛苦劳动。再接下来的12年，因为是狗的寿命，所以他们通常就坐在壁炉边喃喃抱怨、咆哮不止。最后轮到猴子的十年，此时人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0是一个有趣的数字。

中国人说，“三十而立”。按孔子的原意，“立”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立”，谓身能立道也，是道德人格层面的意思。己欲立而立人，卓然自立。

当我们今天提起“三十而立”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比起古人面对的那个小而稳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更大，更快，更浮躁，更容易让人恐惧和迷失，在这样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并不容易。

“长大成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似乎是一个再显然不过的问题。一个人过了18岁，身体发育成熟，恋爱，工作，会开车，能赚钱养活自己，可以自由熬夜等等。

年龄和身体，是生物学为我们定义的成年。

事业、婚姻、孩子，都是社会为我们定义的“成年”，没有这些指标，社会就不承认你是成年人。

但从心理而言，事情就变得复杂得多——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为自己责任、为别人负责，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都是内在的、主观的，你需要自己做出判断。

在今天的社会，很多成年人活的像个小孩子，他们希望永远享受年少的自由与随性，而避免扛起工作或人际关系中的责任。他们也许结了婚，有了稳定的事业，但这只是表象，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是一个孩子，怀抱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希望写出最伟大的小说，或者找到最完美的情人，但却不真正为此付出行动，或者负起责任。

为什么会这样？

在《为什么长大》中，美国哲学家苏珊·奈曼（Susan Neiman）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成长的艰难，不在互联网，不在社交媒体，甚至是当下的经济状况，当然，这些问题都让成长变得更艰难，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不再提供任何有吸引力的成年人的模型。”

什么是成年的图景？

小时候想像成年后的人生，似乎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拥有世间所有可能的金钱、爱情与幸福。这种关于成年的图景与其说庸俗，不如说幼稚。

另外一种关于成年的图景恰恰相反——成年人过着一种沉默、荒凉、绝望的生活。成年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接受既定现实的限制，屈从于生活，尽管它远不如起初想象的那样刺激、有价值或者有意义。

19世纪流行成长小说，会描述一个年轻人追寻灵魂，发现自我的过程，成年意味着一个独立的自我的成长，在社会留下自己的印记；而到了20世纪，尤其在‘二战’后，几乎所有的小说家，索尔·贝娄、玛丽·麦卡锡、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他们笔下的成人生活，无一例外都是破碎的梦、破碎的婚姻、无法实现的野心、职场的疏离、家庭的隔阂。

为了寻找一个真正健康的成年图景，苏珊·奈曼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启蒙时代，回到康德的理性。在《何为启蒙》里，康德把“成熟”定义为——理性将自己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按照成长的逻辑，一个人刚出生时只是一个无助的婴儿，但随着身心的发展，我们将逐渐掌控人生以及与之相伴的世界。我们会逐渐融入世界并稳固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然后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经验，直到我们可以成为自作主宰的成年人。但另一方面，我们最坏的本能却无时无刻不在阻止破坏这个过程——处于被动状态是一件舒适的事情。我们选择了不成熟——让别人替你做决定，远比你自己做决定要舒服得多。

康德说，“如果有一本书照顾我的理解力，一位牧师照顾我的良心，一位医生规定我的饮食，我丝毫不用自己费劲。只要我能付钱，我就不需要思考，别人自会帮我打理一切事物。”

但奈曼认为，康德更深刻的洞见在于，不长大，并不只是我们的错，而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结构在保持我们的“孩子气”。因为我们不长大，永远保留在青少年的心智状态，符合社会的利益——即便是最好的政府也会发现幼稚、消极的臣民比独立、理性的公民更容易统治。国家控制的欲望与我们贪图舒适的欲望，创造了一个更少冲突的社会，但这不是成年人的社会。

在康德的时代，这固然意味着审查和惩罚，但消费社会发明了更好更隐秘的方法。以消费而不是生产来定义一个人——长大成人意味着有能力购买昂贵的玩具、更贵的车、更新的手机、更时髦的鞋子……而建立一个公正人性的社会反而被斥之为孩子气的梦想。

所以，我们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有一半的信息迫使我们变得务实，不再做梦，接受世界实际的样子，并把成人的世界描绘成对现状的妥协。另一半信息则是关于如何保持年轻的产品和建议。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审查更有效——“如果你阻止人们得到信息，总会有一些勇敢的人起来反抗，但如果你用大量无意义的选项淹没他们，他们只想让噪音停止。”

“正因为如此，真正的成长不是一种顺从，而是一种颠覆的理想。和所有的理想一样，它永远无法真正实现，但不代表它不能引导我们的行动。”奈曼说。

所以，在康德的成人模型里，“成长，更多的关乎勇气而非知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无法代替你运用你的判断力的勇气”。判断力至关重要，因为真正触动我们的问题不可能通过遵循某一个规则找到答案。我们需要勇气去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依赖国家、邻居或者喜爱的电影明星的判断力。

也就是说，独立思考，才是成人的关键。其次，要有勇气去接纳贯穿我们生命始终的裂缝。理性的理想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经验却告诉我们现实往往不是理想的样子。长大需要我们面对两者之间的鸿沟——两者都不放弃。

如果说，成人是一种社会构建，而成熟是一种心理属性，那么，什么样的心理成熟度才能匹配一个成年人真正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一个人心理成熟的成年人应该如何面对现实世界的各种限制与挑战？如果成年是一种道德勇气，我们如何获得这种勇气？

或者，我们再倒退一步？我们真的非得做一个“成熟”的人吗？为什么？不长大可以吗？保持童心不是也很好吗？一个人身上“大人”与“孩子”的一面，有可能调和吗？如果可以，如何调和？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进入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系教授訾非老师的课程。

除了在大学讲课之外，訾老师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致力于完美主义、审美心理学以及表达性艺术治疗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完美心理学》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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