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江涛
2019-01-02·阅读时长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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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已购买,请登录作为知名社会学家,金耀基与许倬云、余英时一起被誉为中国研究的三位耆宿。巧合的是,余英时与他还曾先后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无论在主持新亚书院,还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期间,金耀基与梁漱溟、钱穆、费孝通、汤一介等海内外学人都曾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成为荣宝斋此次展览“人间有知音”的部分。用金耀基1995年在“潘光旦先生学术讲座”上的话,连接这些学人的正是共同的志业:中国的现代化。
从1966年出版第一本专著《从传统到现代》起,金耀基一直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聚焦在中国现代化命题。正如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所说:“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将来。它不只在解放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成熟的境地。”现代化运动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似乎从来就是一种命定的选择。
生于大陆,长于台湾,就学于美国,任职于香港,这样的人生经历,给了金耀基更好地观察与研究现代化运动的契机。“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都在经历的过程,问题本身具有的现实生命力,也一直伴随着我的生命在发展。”
在早年研究中,金耀基注意到现代化的三个层次:器物技术、制度、思想行为,后来又提出现代化的三个主旋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如果说早期他更多关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即所谓“古今之辩”,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与地方的关系成为他的关注重点。
2007年,在北京大学费孝通纪念讲座上,金耀基于演讲中回应过费孝通晚年对全球化的忧虑:“简单化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以为全球淹没了地方,正如简单化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现代取代了传统。事实上,现代必然由传统转化而来,现代中不可能没有传统。我曾说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全球化不是全球淹没了地方,反而是激发了地方(民族)文化。全球中不可能没有地方,我要说,没有‘没有地方’的全球化。”
83岁的金耀基走路飞快,语速更快,一旦进入现代化的话题讨论,他整个人便充满了活力。金耀基告诉我,选择现代化研究是自己的学术幸运,与已经得到修正的简单化的美国式现代化理论,还有欧洲生动的现代化辩论相比,自己的研究试图用一些理论诠释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现象,“不一定成功,但比较成系统,有自己长期的观察和思考”。
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这句话用在金耀基本人身上也颇为恰当。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金耀基酷爱书法,少年时期在父亲指点下苦练书法多年,2004年以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身份荣休之后,他更是投入大量时间于书法练习。不管是改革开放后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进入大陆,还是个人书法展得以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在北京举办,他和中国,和传统,也像是一种“命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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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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