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宇凌

诗人，作家，艺术批评家和收藏者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是出生在肯辛顿的土生伦敦人。他出生于1909年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15岁，还不够参战的年龄，“一战”结束的时候18岁，刚一成年就要为一个被大战改造过的世界负责。“一战”后的伦敦，在像斯蒂芬这一代的年轻人中兴起了一股风潮，被称为“光彩青年”（Bright Young Things）。他们奇装异服，挑战性别身份，每日都在各种派对上浪掷时光。作家伊夫林·沃对这个群体的描述为：

假面舞会、原始舞会、维多利亚舞会、希腊舞会、狂野西部舞会、俄国舞会、马戏团舞会、必须装扮成另一个人的舞会、圣约翰伍德的几乎全裸的舞会……连续重复的人性大聚集……那些恶俗的躯体。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战后的西方世界，“咆哮的二十年代”被记录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而“垮掉的一代”正在巴黎游逛，魏玛共和国的年轻人同样在地下酒馆中吸食剩下的军事毒品，跳爵士舞……正是战争对人类社会的摧毁力，促使这群战后进入成年的人对精神废墟茫然失措，对经济复苏带来的物质欢愉沉迷不舍。

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斯蒂芬·斯彭德提出了他关于艺术的想法：“艺术共享主题”，一切艺术形式，不论是文学、美术还是音乐，最初的原动力都来自内部，从人的精神内部的原生点是相通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乌托邦理想，斯蒂芬终身信奉文艺和文化的力量，认为他自己的一代是“无政治”（apolitical）一代，他们的政治观点就是要反对一切破坏文化生活和美的东西。而文化是无国界的，因为一切艺术形式从内部可以无碍沟通，国际的高级文化联盟是可以存在而且推动人类进步。他在一首著名的诗歌《那些真正伟大的》中写道：“我一直在想着那些真正伟大的……在他们的生活中为‘生活’而战的人的名字。”

作为收藏家的斯蒂芬是完全没有体系和市场价值导向的，他最擅长的是“发现作品中天才的火星”。“伦敦画派”的好几个重要艺术家都曾大大受惠于他的眼光。亨利·摩尔（Henry Moore）还在开素描班挣生活的时候，斯蒂芬就报名了他的班级，坚持让他为自己画像发表在著名文学刊物上。而当摩尔成为英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时，斯蒂芬则笑着说，亨利在教素描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亨利·摩尔跟斯蒂芬保持了终生友谊，用艺术作品回应他的诗歌，后者也通过其锐利眼光给亨利的艺术提出建议。摩尔曾经承认塞尚的《大浴女》对他影响很大，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视觉时刻”。而建议他去看这幅作品和根据它创作雕塑《三浴女》的人，就是斯蒂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