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殷承宗先生是很晚的事情。

2010年我到上海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买到了《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读毕全书，唯独这段文字让我泪湿眼眶：“我和顾圣婴最后一次见面，情景历历如在眼前。那是在1967年初，她在北京。在她要回上海去的前一天，她来到我家，我们谈了整整一天。主要谈搞创作，好像写越南的小曲，如《南方来信》《纺织女工》等。当时，我们思路尚不清楚，只有热情。我相信，如果她不早早逝去，最终会和我一样转向京剧，搞创作一定也能出成绩。虽然文革压力大，但我们决不放弃钢琴，这是我们的志向。记得那天特别寒冷，零下20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得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帽都让她穿戴走了。这是我们的诀别。她回去后不到一个星期就不幸去世。我痛失了一个同行，一个真正的朋友。文革后，我多次梦见她，她好像还活着，就在1957年天津时她的琴房里，有说有笑……”这个短暂的回忆出自殷承宗先生。（后来殷先生告诉我，这段文字是他口述、刁培华女士记录整理的。）因了这个感动，我写了《私密的温暖》，发在了杨丽华女士主编的上海的《文景》杂志。直到2017年和殷承宗先生通电话时，才知道我写错了他们暖心会面的地点。我文章里把他的宿舍错写为中央音乐学院的2号楼，而1965年殷承宗已经分配到了中央乐团。他们的会面自然是在乐团的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