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托马斯·曼/温玉伟 编译）

译按：此文为托马斯·曼1927年致慕尼黑剧院某导演的信札，日期标记为1927年11月15日。首次发表在1930年费舍尔出版社的《文集》。鉴于自2002年出版的38卷“大评注本”至今（2017年）仍未出齐，本文选译自曼氏1990年13卷本《文集》卷十《演讲与文章》2分卷。

鄙人全身心投入地聆听了贵剧院重新排演的《罗恩格林》，它也是您打算在文学上一展身手的对象。这让我想起自己之前在作品和文章中所表达的一些关于瓦格纳以及反对瓦格纳的观点。不过我认为，在目前这种场合下，对德意志精神天空上的瓦格纳这颗星辰的下沉——甚或可以说已经完全下沉到了地平线以下——表达一些批判时境的论断，是非常不合时宜的。我在内心深处一直反对那些基于可怜的道听途说便扼杀天才的文人伎俩，而且，哪怕我自己只感受到一丝想要通过否认最深刻、最有教益、最为肯定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并以品头论足的方式拔高自己的愿望，我也会鄙视自己。我当然清楚，拜罗伊特今时今日毋宁是那位来自旧金山的先生的私事，而非关于德意志精神及其未来。但这也丝毫改变不了瓦格纳——他被人们视为艺术强力，近乎无与伦比——也许是艺术史上最为伟大的天才这个事实。哪里还可以再找出这样一位集伟大与精致、心思缜密与高雅的堕落、脍炙人口与魔鬼般的技艺于一身的人物？他就是征服世界的艺术家之范式，欧洲也被他的才能所征服——就如被俾斯麦的治国术所征服。它们之间并无关联，但是彼此勾连形成了德意志精神浪漫主义统治地位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