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曹利群）

如果你错过了我坐的那班火车/你应明白我已离开/你可以听见一百英里外飘来的汽笛/一百英里，一百英里/一百英里，一百英里/你可以听见一百英里外飘来的汽笛

这是美国民谣《五百里》（500Miles，也译《离家五百里》）的第一段歌词。彼得、保罗和玛丽（Peter，Paul和Mary）唱红这首歌时我只有八九岁。在那个年代和年纪，我不可能知道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这样一首令人伤感的民谣，更不会想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也会遭遇感伤之旅。彼时的我们对美国音乐的了解只限于反美歌曲《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美国黑孩子小杰克》。及至青葱岁月，我和伙伴们果然乘坐着火车离开生活多年的土地。一百里，二百里，五百里，锃亮的铁轨永不交叉地铺展着，火车突突地冒着白烟，鸣着决绝的汽笛，带着成百上千少男少女，呼啸远去。今天听《五百里》何来那种莫名的泣涕？是因为远离家园的疏离，还是那不知有多远的远方的迷离？在暂时的“失去”、悬浮的飘移过后，或许可以体味失重的轻快和未知的神秘？一百里，又是一百里，那些白烟和汽笛。如今那些风景、树木、人和物都像车窗里的倒影般消逝，就像米沃什所言，“甚至那些曾经活过的人的记忆也在消亡，只有很少几个人会保留他们关于最亲密的亲戚和朋友的记忆，但即使在这些人的意识里，面孔、手势和话语也在逐渐消逝”。然而在我，有旋律就有歌词，就有记忆，那些旧日的迷失也可以从脑海深处找回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