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崇刚 编译）

我们在维也纳组建起创意音乐家协会。其成员包括亚历山大·策姆林斯基、阿诺德·勋伯格、格哈德·科伊斯勒，还有我自己。马勒被推举为名誉主席。身为作曲家的勋伯格，地位无疑要高于其他人，对维也纳的音乐生活能够产生更多的影响。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罗斯正准备进行公演。马勒在观摩过一次排练后，激动地与我谈论起这部作品。《升华之夜》在贝森多夫音乐厅的精彩演出亦让我倾倒。尽管它具有瓦格纳风格，还受到序列主义（20世纪初出现的音乐创作手法，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现代音乐流派——译者注）的影响，我还是感受到了它的独树一帜，在情绪上充满了狂放之力与感染效应，同时具备丰富的音乐质感。从第一个低音D开始，我就被深深打动了，一种魔幻境界让我痴迷。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样感受，马勒也在其中。但尽管我们热烈鼓掌，还是有人发出猛烈的嘘声，对作品进行大肆嘲笑。马勒后来告诉我，有一个人看到他在鼓掌，便在他的面前发出嘘声，马勒建议他最好收敛一下自己。对此这个人回应道：“嗨，我还嘘你的交响曲呢。”马勒用锐利的目光看了一下这个人，转身撂下这样的话：“我可以想象得到。”事实上，第四交响曲——马勒交响曲中的“牧歌”，在首演时就引起了强烈骚动。开演前不久，支持者与其对立面几乎要大打出手。音乐厅里的剑拔弩张之后，常常是音乐家与公众之间几个星期的激烈辩论，表明人们对音乐事件广泛而又热烈的兴致。勋伯格的交响诗《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以及后来引起更多关注的两首弦乐四重奏——特别是第二首，女高音古塞尔-施若德（Marie Gutheil-Schoder，1874–1935，德国歌唱家）富有表现力的独唱——都具有轰动效应。所有这些作品逐步奠定了勋伯格坚定的个性，那就是不畏惧众说纷纭，勇敢走自己的路。尽管我很钦佩勋伯格的勇气和坚定态度，尽管他优美的音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后来的室内乐和声乐作品也吸引着我，但我愈发感到不能追随他的步履，因为我认定那是一条曲折之途。时至今日，我还是不能从精神上认同他庄严的风格，因为我不喜欢太抽象、太实验性的音乐语言。我非常珍视《古雷之歌》中英雄的浪漫主义，崇高的抒情风格，以及异乎寻常的气魄，多次演出过这部力作。演出《升华之夜》的弦乐版，给予我很多快乐。截至1943年底，我在纽约演出过四次。但必须承认我的音乐的理念，与他在其四重奏之后创作的音乐存有隔阂。毋庸置疑，阿诺德·勋伯格不仅仅是忠贞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位强有力的天才音乐家。如果在未来生活中，我能受益于更高级的音乐感觉器官，有机会请求他原谅我早期理解力的缺失，我将非常高兴——我是非常真诚地说出这番话的。

下面我要提起的这件事，与马勒第五交响曲1904年在科隆的首演有关。这件事体现出马勒特有的性格，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在克雷菲尔德（德国西部城市，1902年6月马勒第三交响曲在此首演——译者注）取得成功之后，他找到一位出版商。鉴于马勒当时的名望，此人为他正在创作的第五交响曲，开出了高额酬金。马勒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报价，因为这标志着他作为作曲家越来越显赫的地位。当交响曲的总谱完成，他收到了15000马克，这在当时是罕见的高价。第五交响曲标志着马勒更成熟的复调风格应用的开始，这一风格让他的配器技法面临着新的难题。科隆的演出表明这些问题尚未解决。不知何故，声音线条听起来没有想象的那样清晰。马勒感觉到有一丝不对头，我忍不住向他确认了这一点。他决定立刻对这个交响曲进行重新配器。马勒返还了出版商的酬金，用几个月的艰辛努力，把整个乐谱进行了重新整合。这样，他将世俗奖励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在了精神纯洁的需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