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理群

二○一八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论志愿者文化》，我非常高兴，把它看作是给自己八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我很看重这本书，因为它显示了我的人生追求和思想、学术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在我的第一部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的扉页有这样的献词：

“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这句简单朴实的话包含了三层意思，都很重要。首先自然是我对鲁迅的一个基本理解，即鲁迅思想就是“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思想。应该说明，这一判断是王得后先生在八十年代首先做出的，深得我心，我就欣然接受并化作自己的思想了。顺便说一句，当代鲁迅研究者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得后先生。他所提出的这一论断，以及同时提出的“立人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的概括，二十一世纪初提出的“左翼鲁迅”的概念，都对我有极大启发，成为我的许多鲁迅阐释的重要出发点。在这里，我要郑重地表示对得后先生的衷心感谢。在我看来，这样的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呼应，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再把话题拉回来：我的献词的第二层意思，是要表明，“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思想，也是我自己的人生和学术追求。这就意味着，我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心中始终有一个“中国问题”，有一种用学术的方式参与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自觉意识。这样的研究，就自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具有了某种实践性的品格，并且把自己的人生选择与学术选择、做人与治学融合为一体。其三，献词还表明，从一开始我就确定了学术研究的主要接受对象，是“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醒着的青年”。这也就使我的学术研究始终与当代同样在探讨中国问题的青年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这样的特定的接受对象，也决定了我的研究思路，学术著作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这都构成了一种独立的研究风格与特色，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应该说，就在一九八七年我写出这献词时，我的后半辈的人生格局和学术格局就此确立了。

在八十年代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我首先要做的是对鲁迅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思想的研究与普及。《论志愿者文化》一书收入了我的《鲁迅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一文，对我这方面的研究做了概述。前几年出版的《鲁迅与当代中国》一书，中心内容就是对鲁迅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思想的当代阐释，是我的“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的自觉努力。这构成了我的鲁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很可能是最有影响的部分。

还有一个“接着鲁迅往下做”的问题。这也是我确定以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为自己的人生与学术追求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九九七年前后，我开始参与社会实践，这本身也是对鲁迅传统的一个自觉继承。我参与的社会实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积极介入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改革，二是支持和参与青年志愿者运动。开始时，对这两个领域的介入，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但越到后来就越自觉意识到，这两个领域都关系着我的基本理想与追求。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关系着“中国人的改造”；如我在收入《论志愿者文化》的《我的农村教育理念和理想》中所说，我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是基于对现实中国问题的一个认识与判断：当下中国众多问题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是中国人心出了问题”；而“人心出问题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教育的基本问题又出现在中小学教育”。这样，我就把鲁迅“改造中国人”即“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思想，落实为我可以参与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青年志愿者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的机会。但由于年龄的限制，我已经不可能直接投身于运动的第一线，只能扮演一个吹鼓手的角色，通过给志愿者讲课和参加他们的讨论等方式，为志愿者运动提供思想理论资源，在“志愿者文化”建设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深知这样“光说不做”本身就有点滑稽，但也无可奈何。我更深知，我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与影响都是极为有限的，只能尽力而为。而且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这毕竟是我所不熟悉的领域。鲁迅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当然依然是重要资源；但显然不够，我需要寻求新的思想、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