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项飙

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逆向”人口流动，即大规模人口从城市流向农村、从中心流向边缘，而不是相反。当中国在七十年代末进入另一个历史拐点后，大部分知青迅速回城。知青回城引起了一系列变化。比如，为解决知青就业问题而出台的个体户政策，开启了中国城市商业体制的改革进程，进而为农民工商户进城打开了空间。在大学里，年纪较大、阅历丰富、带有强烈政治参与感的知青形塑了八十年代激进的大学文化和政策辩论。知青并没有在回城后就安顿下来。八十年代后期，他们掀起“洋插队”热潮，走出国门，促进中国进入“跨国时代”—通过人口流动、文化交流而形成“跨国”联系，它可能比外交、贸易等“国际”关系对中国有更深远的影响。知青又是九十年代“下海”（干部和知识分子辞职经商）的领先者。伴随下海的是一次小规模的逆向流动，比如从北京、天津流向海南、深圳等地。这次逆向流动当然是自发的，是个体要追逐在边缘地带的新的市场机会；但是知青当年的插队经历可能使得他们在下海时更坚决。到了二十一世纪，步入退休年龄的知青又是老人候鸟型流动的先锋。中国的候鸟老人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比如他们积极组织集体生活，载歌载舞，这可能也和他们早年的知青经历有关系。当中国开启“一带一路”的倡议时，我们又愕然发现，不少地方都有知青当年的足迹，甚至至今依然活跃的身影。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上山下乡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好像已经彻底地成了历史。但是它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可能我们到今天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事件之所以有长期的影响，是因为它深刻地影响了人，塑造了一个规模庞大、具有强大能量，在内部又是高度复杂的群体。他们是当今中国社会和政治变迁中的关键主体之一。我之所以强调他们的流动，是因为流动把历史事件、人的具体行为感受和主体塑造联系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把“历史转折—个人流动—主体形成—社会变迁”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组合提出来。知青上山下乡的流动经历当然不能解释后来社会变化的因果关系，但是它对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变化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这些变化的具体“意味”是什么，是相当重要的。

《敕勒川年华》，以小说体例，通过丰富细腻的个人体会把当年的历史拐点呈现出来。书里对当事人感受的追忆，为今天的读者思考如何把握重大变迁中的人生也提供了启示。对我这样一个深受知青影响—对我有终身影响、我在北京大学的硕士生导师王汉生教授就是知青的杰出代表，她也是本书作者冯同庆教授的好友—但是完全缺乏知青经历的人类学学者，《敕勒川年华》在当下最重要的价值是它走出青春乡愁的努力。作为一个回忆录式的小说，其主线固然是知青本身，但是书里热情地展示了内蒙古敕勒川的社会和历史，带入了非知青的“别人”。《敕勒川年华》，“敕勒川”不仅仅是知青们青春年华的形容词，它自己也是一个实在主题；敕勒川不仅是知青追梦的地方，更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性格的社会，知青是它在历史上接纳过的无数外人的一小部分。正是这份走出自我青春乡愁的努力，它更好地展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知青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