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华鑫

在日本战后的文学中，有一部奇特的长篇小说，它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至今在中国仍然鲜为人知。这就是武田泰淳的《风媒花》。关于这部小说，三岛由纪夫曾评论道：

《风媒花》的女主人公是中国，唯有这女主人公是憧憬、渴望、怨嗟、征服以及所有梦想的对象，也就是恋爱的对象。所有人都谈论着她，连女人们也是一样。……而个人的恋爱均以单相思告终，整卷小说呈现出的，是恰似没有回信的情书一般的面貌。（《关于风媒花》）

那么这部小说究竟写了什么？

《风媒花》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书中的故事则发生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小说对美军占领结束前夕、朝鲜战争下的动荡不安的日本社会，做了一种全景描绘。小说中出场人物繁多，身份各异，从大学教师到军需工厂的工人，从革命青年到右翼浪人，他们各自映射着社会的某个侧面，但居于中心位置的，却是一个虚构的“中国文化研究会”。主人公峰三郎是这个研究会的成员，曾经怀有在中日之间“架桥”的理想，却在战后的现实中步履艰难。他放弃了中国研究，“堕落”成一个通俗小说家，但中国经验仍然渗透在他的生活中。

这部小说格外有趣之处，就是与中国文学之间的互文性。作者化用中国文学的方式，可能会让中国读者感到相当意外。例如，在小说第九章里，出现了这样一个有些荒诞的场面：主人公的女友蜜枝在一群日本右翼青年的环绕下，默写鲁迅的诗句。

蜜枝是这部作品中最为出彩的女性角色。她是一个听凭情感本能指挥的人，为了赚钱给峰三郎买礼物，她糊里糊涂地做了一夜的妓女，而遇到的嫖客是几个右翼青年，他们正计划偷渡到海外，从事针对新中国的破坏活动。其中带头的，则是“中国文化研究会”的前成员日野原。酒席上，这群人拿出日本国旗准备题词明志，日野原发现蜜枝居然懂一点汉文，便让她写点诗文来助兴，而蜜枝鬼使神差地想起了从峰三郎那里学来的鲁迅的诗。

奇迹的笔自行游走起来，开始写出连她自己也不太懂的七言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她连这是鲁迅的诗也忘记了。她也不知道，现在的东京

城头就变幻着大王旗。她更不知道，鲁迅在妻与子已经睡下的夜里，是如何在公寓的庭院中徘徊，将悲痛之情寄托在这诗句中的。……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怒向刀丛觅小诗，真不错呀日野原先生，这是谁的诗？”为了试探前辈的学力，青年甲这样问道。

“鲁迅。”

“诶？是谁？”青年丙又问道。

“鲁迅啊。”日野原仿佛说着久已忘却的古代魔神的名讳似的，极为苦涩地回答道。

蜜枝事实上对鲁迅一无所知，她只是喜欢峰三郎和研究会的同人们，才爱屋及乌地接触了一点中国文学。然而写在日本国旗上的鲁迅的诗句，却从上下文中“突兀”地拔地而起，形成一种张力。作者在这里还特意插入了一段对《为了忘却的记念》的背景介绍，这对中国读者或许显得有些多余，但对于当时的日本读者，却十分必要，因为这种介绍点明了鲁迅的诗与中国革命的联系，诗背后那些死去的革命青年，也反衬出包围着蜜枝的右翼青年们的愚昧。而尤为有趣的是日野原的反应。日野原出身于贫穷的农村，曾经学习中国文学，但最终堕落为右翼的政治投机者，并习惯于用一种民族主义逻辑为自己辩护。然而，他却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场合，撞上了自己已经背叛的中国文学，在鲁迅这一坚硬的“他者”面前感到某种羞耻，这是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反噬。

不过，在《风媒花》这样一部描写战后日本的小说中，中国文学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武田泰淳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作家，他化用中国文学时，到底在思考什么？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得把视野打开，关注小说背后的历史脉络。

在日本，武田泰淳的名字常常被与另一个人物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近年来在中国学界颇有名气的竹内好。两人曾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出于对当时主流的中国研究不满，和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共同关注，他们与几位友人在一九三四年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并创办了《中国文学月报》（后改名为《中国文学》），旗帜鲜明地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小说《风媒花》中的“中国文化研究会”，正是以这个团体为原型。然而，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全面展开，研究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武田泰淳、竹内好和其他许多同人都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侵华战争，这对于他们的信念和理想来说，是一种惨痛的挫折。在内外的双重困境中，《中国文学》于一九四三年宣告废刊。战后《中国文学》一度复刊，然而在竹内好的坚持下，最终于一九四八年停刊。

在战争期间，武田泰淳对自己的文学理念、身份归属产生了深刻的反思，最终放弃了学术研究，而选择以写作小说来探索世界与人生。但是，他仍然与昔日研究会的同人们来往密切，对中国文学保持着持续的关注。写于一九五二年的《风媒花》，实际上正是以当时日本的一种“新中国热”和“中国文学热”为背景，并且包含了对此的回应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