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振铎

城市化过程中，当发展被简化为空间的扩张时，不可避免地失去尺度，把人的日常也带入无度：超出人舒适度的通勤已经警示问题，城市本身却仍旧需要继续通过纵横的延展来维持发展动力，一座座巨型但空洞的现代城市膨胀、变成机器，与产业兴衰生死与共；空间和人都被物化，居住变成一种获得使用权的消费，人在城市的生活围绕着“工作——债务”为中心，继而甚至被异化；这种失去自我的都市生活被预制在一种固定的、缺乏生机的格子中，人享受到了使用权却无法获得自己所处的空间事务主张和行使各种权利，并在这种未获得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城市空间事务参与的感知力和能力，反过来需要更多的中间者代行使，又强化了标准化的规制。

这些困境并不仅仅是中国特色，放大至世界都市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从工业革命开始时陆续出现，但真正变成一种普遍的、结构性的问题与模式，是在以汽车和摩天大楼为基础的都市模式成为发展的样板之后。但这仅仅是表象，因为都市问题由来已久，齐美尔据此断言都市截然不同于传统社会，人的个性被货币经济以及据此构建的理性主义，压制在一个个精确的计划中，“紧张感”充斥于个体内心与社会表面，形成了都市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各种冲突和复杂问题。

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提出“人进入城市的权利”的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为这些都市问题指向了另一种可能，即建设、工业、扩张等一切以生产为核心的城市发展，并不是真正的都市社会，它仅仅是一个过程。以生产为目的，造成了都市困境。他把问题聚焦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城市的关系，以及城市是谁在建、为谁而建、建成什么样。他希望城市能成为市民生活的中心，以及以人为纽带（而不是生产），使得城市变成社会主体性的都市社会（société urbaine），为理解“现代城市”提供了社会学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