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纪苏

到达昭君墓，天色已从斜阳向夕阳过渡了，游客稀疏，像是在为胡思乱想清场。昭君墓虽多，但多在内蒙古的边疆地区，说明古人虽浪漫但不胡来。呼市郊区的昭君墓，听当地专家用方音讲，“胳膊（根本）就是烽火台”。其实是不是烽火台关系不大，凭吊史书上语焉不详的人物或遗迹，从来幽情是老大，土堆是老二。听说考古工作者没在这儿动过洛阳铲，说明他们知趣解风情。

整个墓区像个股份制企业，汉代的原始股就是那座“青冢”，历代不断参股些碑刻之类。当代股包括白石铺就的墓道及夹道的石像生。长长的墓道被几座石头亭子及牌楼分成几段，俨然皇家规格。牌楼上的“青冢”二字为乌兰夫所题，碑亭里立着董必武的七言绝句：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曹禺先生承其余续创作了话剧《王昭君》，真不愧戏剧国手，用金针银线精织巧构，把民族政策落实到历史上的汉匈关系，他笔下的昭君老让人觉得是刚从杜鹃山下来、前往北方牧区开展工作的优秀女干部。就这么着，我在中巴车上一直琢磨着“胡汉和亲”。

“和亲”一词在历史上的使用有宽有窄。最宽的要数“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半宽不窄的限于国际关系，如“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这类“和亲”应与“和戎”同义或近义，未必含“姻戎”的意思；最窄的才是家喻户晓的昭君出塞、文成嫁藏，专指两国或两大政治集团间的联姻，是要进洞房的。本文所谈在最窄与次窄之间。

山河大地，本无中心边缘，舜帝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后来中原一带畎亩井然、礼乐闳然，于是“中国”便冒着泡浮出水面，一圈圈涟漪向外扩展并强度递减，“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相当于北京市的五环六环吧，房价比中央核心区差一大块。“夷夏之辨”也应运而出。那会儿是小中华，例如“淮夷”在淮河下游，“莱夷”在山东半岛。四渎之间地势徐缓，交通便利，夷夏能不同到哪儿去？人民的密集交流和文化的持续传播，会很快稀释甚至抹杀原有的差距。将蛮夷视同鸟兽的“夷夏之辨”很可能只是当年意识形态小圈子里的高调，既跟不上现实的步伐，也不是普遍的共识。蛮夷的一个重要标签是“不火食”，但蛮夷地区考古出土的蒸米煮饭的炊器多了去了。《左传》里很有名的一篇讲部落酋长驹支当众反驳晋国的范宣子，不但说得有理有节、亦柔亦刚，结尾还民国大师似的来了首《诗经·小雅》中的“青蝇”。

小中华输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变夷”当然是事实，但博采众长“变于夷”也是事实，如穿井之术从南方的“夷”那儿拷贝，骑射之术从北方的“胡”那儿下载。中国“礼失”而求之四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惮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有学者因此认为仁道源自夷道。说中国“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也对也不对。把“中国”看作一再更新、不断扩容的亦实亦虚体，夏中有夷、夷中有夏，就八九不离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