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在研究病人的胸片（黄宇 摄）

最成功的传染病

从得病到康复，肺结核患者韦超用了39个月的时间。这其中，包括20个月无间断地输液。每天，看着药物顺着白色的输液管一滴一滴流入体内，韦超并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距离健康又近了一步。他只能一天天等，缓慢地感受着身体接受药物后发生的变化，比如说，是否少咳了一点，呼吸有没有比之前顺畅一些。这些感觉如此地不明显，还不如药品流入血管内的肿胀感来得真切，他和妻子只能用热毛巾和土豆片轮流敷在胳膊上。

隔离带来的距离感比这更难以忍受。为了方便治疗，韦超只好在成都市传染病医院附近租了房子，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去医院输液，妻子则负责照看他。他不是没想过在家附近进行治疗。韦超出生在四川自贡农村，有几次回家去乡镇医院输液，对方一看他的用药就将他“劝”出了医院，“你这是传染病，不能在我们这里打针”。亲戚朋友们更是不用提了，关系已经断得差不多了。有些人甚至劝韦超的父亲：“这么严重，你们还给他治什么？”

病情最严重时，身高1.65米的韦超瘦到了80多斤，只有一身骨头，“自己看着都觉得吓人”。他大量咯血，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妻子为了照看他，将孩子送回了老家。韦超也怕传染给妻子，但又没办法，两人只好全天戴着口罩，碗筷分开，只为了心理上能起到一些安慰作用。2011年得病时，韦超只有23岁，刚刚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在成都买了房子，却被一场肺结核打入了人生的谷底。“肺结核需要不间断地治疗，你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而且药物副作用让整个人反应都变慢了。”韦超是做服装生意的，以前从服装用料到工艺他都门儿清，现在摸着面料却常常想不出来。

在得病之前，韦超从未想过肺结核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毕竟这是非常古老的一种传染病。书上说，它跟人类共处已经超过了5000年。按理说，即使没有完全被消灭，那也应该有着游刃有余的应对措施。事实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也认为肺结核已经完全被征服——随着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四种抗结核药物的诞生，结核病患者的死亡率和患病人数都迅速下降。

孟加拉国达卡某医院内的一名结核患者

何况，人们还有肺结核疫苗卡介苗。新生儿基本在出生的第一天就会被安排注射卡介苗，我们很多人的手臂上遗留的永久性圆环状“卡疤”就是卡介苗的印记。自1924年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使用，至今已有超过40亿人接种卡介苗，每年接种剂量仍超过1.2亿剂。科学家们甚至一度乐观地认为，到了20世纪末，结核病就会“完全消失”。

然而，肺结核这场隐形的瘟疫，仍然不断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卡介苗对人们的保护是有限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告诉本刊，卡介苗对于预防重症结核，如小儿粟粒性结核病、结核病脑膜炎比较有效，但不能预防原发性感染，更重要的是不能预防肺部潜伏感染的再发，“也因此肺结核的防控一直处于比较困难的阶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结核病报告》，全球每年约有1000万名新感染结核病患者，发病率为133/10万。其中，中国的估算结核病新发患者数为88.9万，估算结核病发病率为63/10万。并且，结核杆菌开始以一种更加顽强的面目来侵袭人类：结核病变得越来越“耐药”，传统的一线治疗药物对结核病菌不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