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2019-09-29·阅读时长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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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他们的“四大弟子”——唐兰、容庚、柯昌济、商承祚——成为最重要的第二代甲骨学者,勾连起民国到新中国的古文字学科发展。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所著《殷虚文字类编》作序时,首次将四人并列:“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那一年,商承祚、柯昌济只有21岁,唐兰22岁,年龄最大的容庚也不过30岁。
这四人都曾受业于罗振玉、王国维,彼此间有着紧密的联系。1922年夏天,罗振玉将容庚介绍给商承祚。商承祚听后大喜,“我搞甲骨文,他搞金文,商、周联系上了,又是同乡,志趣相若”。二人一见如故,开启长达60年的友情。1924年,商承祚入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次年担任东南大学讲师,抗战期间几经辗转,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商承祚与容庚在合并后的新中山大学又做了同事,联名招收研究生。
容庚与“甲骨四堂”都有交往,他入读北京大学是罗振玉介绍,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与董作宾同学,后一直留在北京直到抗战结束。任教燕京大学时,容庚曾给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寄去图书资料,深受郭感激。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前日曾找容庚久谈。悲剧发生后,容庚在遗体旁“不觉放声痛哭,盖上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
王国维对“四大弟子”中的其他三人也都有很深的影响,除为容、商作序,他还曾亲自指导唐兰、柯昌济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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