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拍”

2003年，作为那次中法文化年的安排，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主席弗朗索瓦·赫伯尔专门邀请侯波前来参加，并在摄影节期间举办了一场侯波、徐肖冰的大型摄影展览。为了配合这次展览，让-皮埃尔·费歇莱（Jean-Pierre Vecchelet）和鱼得乐（Claude Hudelot）两位法国纪录片导演还在前一年来了趟中国，将侯波、徐肖冰两位老人从北京拉到了延安走访拍摄，并最终制作了一部52分钟长的纪录片，名为《毛泽东的摄影师：侯波、徐肖冰》。

到了摄影节那天，侯波的丈夫徐肖冰年事已高，因此未能前往法国，是儿媳妇朱清宇陪侯波去的阿尔勒。该展览的中方协调人、中国特稿社的图片主编曾璜对本刊回忆说，当时由于南法夏天天黑得很晚，又正好赶上法国文化工作者工会罢工，因此摄影节开幕式当晚的所有进度都拖后了，两个法国人拍摄的纪录片很晚才开始放映，但全场观众没有人离开。凌晨1点多，放映结束，侯波走上前台，在座的几千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摄影师全体起立为侯波鼓掌，掌声长达几分钟之久。

对于那些西方人来说，在此前的几十年中，毛泽东的那些照片在各类报纸、书籍上被大量使用，他们见过无数次。看完纪录片他们突然发现，原来这些照片全都出自同一位中国摄影师，一位瘦弱的老太太。

进入新华社摄影部的曾璜负责对外发稿工作，由此逐渐与侯波相识，后来侯波的外事工作基本由曾璜处理。因此那次阿尔勒之行，曾璜一直陪伴侯波左右。当时很多外国记者采访侯波，曾璜在一旁做翻译。记者们各个跃跃欲试，试图去探讨一届“红墙摄影师”政治宣传的摄影美学，侯波则只是诚实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拍。”

从历史纵向角度来看，侯波确实与吴印咸有着某种承接关系。在延安时期，吴印咸是毛泽东的拍摄者，而1949年后，侯波成为中南海里毛泽东的私人摄影师，实际上接替了吴印咸的位置。而后在中南海工作的摄影师被集体归为“红墙摄影”，成为了一种工具和媒介。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这30多年中，摄影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介，“红墙摄影”则间接地成为那场造神运动的工具。再往后，根据这批摄影师建立起来的红色影像和国家领导人的拍摄模式，也影响了新华社的后来者，成为不得不遵守的某种工作原则。于现在的视角来看，“红墙摄影”是一种宣传，但在客观上，它也变成了历史记录的一部分。

2003年阿尔勒之行后，侯波的作品在国外做了一次巡回展，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接连举办“徐肖冰、侯波摄影作品展览”。2006年，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曾璜挑选了侯波和徐肖冰的50张照片，策划了一次回顾展“在毛泽东的那个年代”，并获平遥国际摄影节最高奖项。

侯波拍摄的《开国大典》《国庆节》《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珍贵历史照片早已浸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她的作品流通在国际摄影收藏市场，她先后担任过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和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并于2009年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而在这个过程中吃的苦和我们得到的荣誉相比，真是不值一提。那些遭受的委屈我也是说说而已。一切来之不易，谁也不容易，我也不会抱怨谁。”侯波生前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