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手术的陶勇

从医的志向

陶勇从ICU病房转入康复科已有半个多月。1月20日春节前最后一次出诊时，他被一名自己诊治过的患者追砍，导致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毫升。如今被砍的左手尚且只有轻微的知觉。除了时不时做些抓球、拿木棒的康复小游戏，医生会把他的手关节一节节地掰开，通电刺激神经。揪着肉一般的疼痛每次半小时，他每天要忍受两次。

医院里痛苦的康复至少还要数月，肺炎疫情期间外人无法探视，陶勇在病房里与护工为伴，他头上的伤痕未消，仍然时常头疼。但毕竟经历过颅内出血和脑水肿，他总怕病情会突然恶化，自己时日无多。心里感到很紧迫，便着手为写了两年的专著《眼内液检测》完成后记，又构思写一本患者与患者、医生与患者之间关爱的小说。“就像是‘交代遗言’。”陶勇即便说起自己的担忧也语调轻松。《眼内液检测》是他对八年来工作的总结，小说从未尝试过，却也是行医的一部分，这些都与学医的初衷息息相关。

陶勇的家乡江西省南城县是沙眼重灾区。小时候他总见到母亲因为沙眼觉着眼睛磨得难受，而母亲小时候由奶奶带大，她的奶奶就因沙眼过于严重而失明。有一次陪母亲到南昌求医，看到医生用针从母亲眼中挑出一粒粒白色的结石，母亲的痛苦被解除，他从此立志做一名眼科医生。

1997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在江西省招收十个名额，陶勇排名第一，入学后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如今丝毫不避讳谈论初来北京时自己的闭塞和羞怯。当时英语课按成绩分成ABCD四个班，系里的北京籍学生占一半，多分在A班，来自县城的陶勇被分在C班。“县城的孩子靠应试教育考上来，读和写还好一些，听和说就跟不上。那时只能硬着头皮练，练李阳的《疯狂英语》，有英语讲座时，围着外国人一通聊。当时与人沟通也是问题，研究生时第一次在会上发言，连最前排的老师也听不清我讲什么。自此之后，我每次上课都逼着自己得站起来提问，直到后来工作后参加北京市的讲课比赛，获得了二等奖。”

五年制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相较其他学科更为严格，前两年半在学校学习知识，后两年半在医院实习，陶勇的执着使他成为当年临床医学唯一保研读眼科的学生。在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教授看来，那也是陶勇能从一个医学生成为一个优秀眼科医生的原因之一，“相比其他学科，医学更需要综合素质，既要有缜密的逻辑能力分析病因，做手术要有胆量，遇到情况还得果决”。这些素质都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和培训来磨炼。

陶勇向本刊记者回忆，自己的硕士导师姜燕荣教授和博士导师黎晓新教授在他的学生时代，便树起了榜样。姜老师每日的作息是，傍晚五六点先睡一觉，八九点起床开始做研究，直到凌晨四五点，休息两个小时后，开始第二天的工作。陶勇自叹弗如，却也养起了猪，成为当时实验室的一景。为了研究眼睛的构造，需要用动物做观察。“老鼠的眼睛太小，猪的眼睛与人类似，我就用了一头长不大的猪。”陶勇记得，那时北医周围还没有地铁，他要从北航门口坐375路到终点站，再坐“面的”到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小型猪种站买猪，拉回实验室自己养。每天打扫、倒粪、喂泔水，麻药也得到动物园里借，“那篇论文最终发表在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眼科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