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建华。上一节，我们在发刊词中对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作了概要的讲述，今天我们讲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特征与精神品格。

俄罗斯文学堪称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它不以故事情节的有趣诱人，也不以叙述艺术的奇巧取胜。 

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作家呈现的人生世相、精神百态和灵魂奇观。读它你不会觉得轻松愉悦，做不到无动于衷。任何一个读者都不敢对他轻慢，都会被它的恢宏、厚重、深沉而震撼。成就这一世界文学中的奇葩的原因何在？那就是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品格。

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存在，更是一种历史文化存在和精神思想存在。文学的文化特征就是源于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文化意蕴，即文学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它固有的地域的、历史文化的以及精神信仰的负载。而文学的精神品格就是这种文化特征规约下的文学的思想特征和审美特征，是指这一文学独有的意蕴、风骨、气质。

如同一个人由于他的家庭出身、生平经历、文化、教养不一，家规、家风的传统不同，其性格、气质、眼界、心胸也会不同，不同民族的文学便会有不同的质地和品格。比如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格兰文学的雍容华贵，以雨果为代表的法兰西文学的轻柔浪漫，以歌德为代表的德意志文学的智性深邃，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美利坚文学的幽默机智。至于中国文学的形态特征，大家都会众口一词地说：博大精深。而俄罗斯文学则以它无可比拟的恢宏与厚重，称著于世。

我们很难设想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普莱沃神父的《曼侬·雷斯戈》、雨果的《悲惨世界》、歌德的《浮士德》、托马斯·曼的《布登布洛克一家》、卡夫卡的《变形计》会出现在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上；在任何一个欧美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中，也绝不可能有《红楼梦》这样的旷世之作。当然像《当代英雄》《死魂灵》《罪与罚》《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也绝不可能在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任何一种文学中看到，这就是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特征和它的精神品格使然。

我们先来讲讲它的文化特征。

首先，俄罗斯文学在民族文化中具有中心地位，或者说俄罗斯文化是文学中心主义的文化。从18世纪彼得一世开始，俄罗斯文学就成了俄罗斯文化的中心，意思是说文学最为集中、最为完整、最为深刻地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精神，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火炬，民族的生命历史所在。从18世纪开始，俄国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新的社会思想的出现，大都是由文学发出预告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起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

根据《叶甫根尼·奥涅金》改编的芭蕾舞

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这种紧密联系，使得俄国文学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或者几个能体现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大作家。比如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拉季谢夫，19世纪的普希金、果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20世纪的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俄罗斯没有德国、法国这种形而上的这些理论，它的哲学思想往往是以一种文学的哲学言说方式来呈现。俄国哲学家弗兰克说：“在俄罗斯最深刻的和最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不是在系统的学术著作中，而是以文学的形式表达的。”我们所看到的文学是充满了对生命深刻的哲学接受的文学。

文学在文化中心的地位，还体现在它已经成为现当代俄罗斯戏剧、音乐、绘画、舞蹈、电影、历史等其他文化形态最重要的题材和思想资源。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文化虽然不再是文学中心主义文化了，但正如当代俄罗斯批评家、文化史家叶尔莫林教授所说，俄罗斯文学依然是俄罗斯文化的主文，俄罗斯的未来就是俄罗斯文学的未来，没有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就没有俄罗斯，俄罗斯的复兴就是其文学的复兴，以个体形式呈现的精神生活的复兴。 

在中国文化中，文学的作用是次于史学的。梁启超说，在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就有两个史官，造字的仓颉就是其中的一个。商朝发现了甲骨文中最早出现的字中就有“史”字。司马迁在《史记》中确立了“以史为鉴”的认识论原则，中国历代皇帝无一例外高度重视历史的撰写。中国的科举制度发源于南北朝，成形于唐朝，一直到唐玄宗，才将诗赋纳入进士科考的主要内容。受到欧美文学的影响，到了20世纪，文学才开始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其次，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俄罗斯幅员辽阔，有150多个民族，生活形态的丰富形成了作家宏阔的艺术思维，对百科全书式呈现生活的热衷，造就了史诗性著作的丰饶。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托尔斯泰的三大巨著，高尔基的三部曲、《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红轮》都具有这样恢宏的史诗品格；甚至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就表现日常生活、生命形态以及人性的多样性、丰富性而言，也无愧于“百科全书”这一美誉。

广袤的疆土、丰饶的土地和森林资源，让俄罗斯作家感受到了最为强大、宏伟神秘的大自然力量，成就了他们自由的天性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浪漫的遐想。几乎所有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作家，都在为他们无限眷恋的俄罗斯大自然而歌而泣。大地母亲、哥萨克、顿河、伏尔加河、高加索、西伯利亚、彼得堡、远东，从来就是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地域元素。暴风雪、暴风雨、高山、悬崖、森林、草原、大海、白桦树、三套车，在俄罗斯作家的笔下无不有着生命的灵性，蕴含着无穷的意义，仿佛总在分泌一种威严的宗教神圣感和超越的神秘感。

地域文化还促成了俄罗斯乡土文学的发达，一方乡土，不仅是作家魂牵梦萦的地方，更是他们的历史文化之根。比如高加索之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米尔哥罗德对于果戈里，贵族庄园之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布宁。彼得堡之于普希金、果戈里、涅克拉索夫、别雷，伏尔加河之于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列斯科夫、高尔基，远东之于法捷耶夫，顿河之于肖洛霍夫，西伯利亚安加拉河之于拉斯普京。文学维系乡土的旨趣，是在文明社会之外来寻找文学之根的民族文化因素，使俄罗斯文学始终保持“俄罗斯性”的文化和思想深度。

《松树林之晨》（1889年）俄罗斯风景画大师希施金作品（图片来自网络）

俄罗斯社会转型中，俄罗斯人的精神守正，使得回望乡土、书写乡土，成了作家无法回避的题中之意。民族心灵史和精神史，在他们的笔下，也往往被在大自然中繁衍生息的寂然无声的乡民所承载。普希金诗歌中的奶妈，屠格涅夫笔下的农奴，《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塔基亚娜的保姆，《战争与和平》中的农民普拉冬·卡拉塔耶夫，烈斯科夫和拉斯普京笔下的农民，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民代表。

第三，深厚的宗教意识。一个民族的灿烂文明，文学的价值偏好，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所有其形成的文化源头。宋代的朱熹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于俄罗斯文学而言，这个活水源头，就是俄罗斯的基督教精神。公元988年，基督教成为俄罗斯国教之后，经历了一个国家化、世俗化、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进程不是用启蒙的理性主义思想激进地和简单化地否定宗教，而是将基督教传统置于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诗学的思考中心。任何一个国别文学中的宗教意识，都不具备将基督问题化了的特征：把宗教与社会现实中的问题、矛盾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与人的精神重生、灵魂拯救结合在一起。

俄罗斯作家没有把东正教思想凝固成为一种基督教义，也不是拿现成的宗教信条来称量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在各自东正教精神探索的道路上，进行卓绝的文化实践。通过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和一件件发人深省的事件，做文化的、人性的、道德的考量。

以天主教或新教文化为基础的西欧文学的新意识，表现出另一种走向。西欧文学是一种圣诞性文学，在那里，复活节是被圣诞节所遮蔽的，这不仅是西方宗教的世俗化倾向，以及圣诞节商业化所导致，其中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原因：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死亡没有直接的勾连，它所强调的是基督来到人间给人们带来改造现世的启示和希望，而不是人死后的精神永恒。

俄罗斯文学是复活型文学。在俄罗斯，复活节是比圣诞节更重要的节日，复活节看重的是基督对有罪的人士的拯救性的精神奖赏。西方的基督教强调基督是人类之子，而东正教的基督更具有抚慰慈爱的神性本质。它超越世俗法则，为人类赢得灵魂的安宁和和谐，精神的幸福和永恒。

“复活”和“圣诞”两种不同的基督教的精神取向，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思维类型、艺术类型和价值类型。正因为如此，谁之罪、罪与罚、精神复活、灵魂永恒、爱与美拯救世界，才成为俄罗斯作家无处不在的宗教意识，主体化了的重大的文学命题。

与基督教文学天地、人生的思维观照不同，中国文化的天、地、人的原初形态失去了神性的维度，儒道两家都拒斥神性话语，儒家学说对生命的缺陷是缺乏警惕性的，其主流思想是以“成德”，就是对人的道德要求为出发点的，导致对人性的幽暗面只做间接的映射，或侧面的映射。道教在实用理性的消解之下更为功利，而佛教则转向禅宗，其原本具有的神性元素消失殆尽。

位于喀山的救世主滴血教堂内的壁画（图片来自网络）

没有了神的启示，人的心灵难以得到慰藉；人类选择难免会丧失方向，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论观念就便得以畅行，让人得到一时的心灵宽慰，让神仙正义勉强得到伸张，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小说与俄罗斯小说巨大的精神差异。

好了，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特征，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将为大家谈谈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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