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建华。上一节我们讲了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特征，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品格。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品格主要表现在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强大的责任伦理。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文学就成为一种接受社会审查和评判的社会性公众表述。作家从未把文学当作一种自我心绪、情感的宣泄，而是为集体为民众代言、为先进的思想代言、为人类代言。作家、批评家从未忘记对个人、民族、人类的自觉的责任担当，他们从来就是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把自己看作是民族乃至人类精神灵魂的捍卫者、拯救者。他们的创作始终承载着一个时代人们的集体经验，而这种经验是与民族解放、社会变革、文明进步、道德心声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

责任伦理使得俄罗斯文学具有强大的对现实弊端和人的道德溃散的批判功能，预测并引领未来的思想功能，使得文学创作成为时代思想和社会心态走向的风向标。作家对社会、历史、民族、命运、人心变化、生命存在形态的深刻体认，使得每一个时代都能产生出体现社会发展、表达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来。

俄罗斯的大作家始终具有启蒙者的意识、改革家的精神、思想家的品格、艺术家的风采。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以不同的方式说过，诗人预言家应该用语言点亮人们的心灵，燃起战士战斗的激情，要给人们带去真正的真理与爱的学说。而这一传统的忠实继承者，19世纪革命民族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在其创作宣言《诗人与公民》中，以公民的身份批判那些试图让人们放弃对现实社会重大命题的关注、沉浸在个人情感和情绪宣泄中的诗人。他大声疾呼：做一个公民吧，为了艺术献身，为了身旁的人的幸福活着，将你的才华服从于拥抱一切爱的情感。

遵循这一艺术原则，俄罗斯作家始终直面历史与现实中的一切残缺、邪恶，批判一切反文化现象，对时弊、缺陷，一切有碍于人的美好、幸福、自由的（现象）毫不妥协，以其深刻厚重的文学创作参与了社会和人精神生活的重构。

文学的责任伦理，我们还可以从作家多舛的人生中得到有力的证实。以“黄金世纪”为例，从普希金到莱蒙托夫，从果戈里到屠格涅夫，从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他们遭受了或被监禁、流放，或被割除教籍，甚至被判处死刑的迫害。在20世纪，也有一大批作家惨遭流亡、监禁、杀害，比如布宁、古米廖夫、叶赛宁、沃隆斯基、扎米亚京、巴别尔、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等。普希金说，我们的文学不如别人家天才的奢华，而这恰恰就是其独特之处，它没有丝毫卑躬屈膝的奴颜，我们的天才崇高而独立。19世纪的思想家、作家赫尔岑说，俄罗斯文学是一部“被放逐者的记录，殉难者的史册。” 

伊利亚·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精神灵魂的向度。文学精神灵魂的向度，是指文学对世俗生活、物质生活的超越，是指文学所拥有的一种强大的人文精神，一种对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人的精神存在从来就是俄罗斯文学叙事的核心，而相应被作家忽视和偏废的，是人世俗的物质存在。文学对物欲的否定这一命题，最早出现在普希金的中篇小说《黑桃皇后》之中，他描写了一个工于心计的青年军官格尔曼，被金钱左右的生命悲剧，以攫取财富为生命追求的“金钱骑士”，既是那个时代性格的图腾，也是个体精神堕落、道德沉沦的写照。

果戈里的《旧式地主》塑造了一对恩爱有加，却成日沉浸在安逸、宁静的日常物质生活中的旧式地主夫妇。作家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看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一种无法容忍的庸俗与无聊，一种令人鄙弃的生命自恋和人性扭曲。《死魂灵》中的贵族地主们，也正是在对金钱财富的贪婪攫取中，成了一具具精神畸形的死魂灵。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戈洛夫廖夫一家》中，把这一命题推向了极致：一代贵族地主对财富的攫取达到令人恐怖绝望的程度，对财富的争夺，使得家已不再是躲避社会噩梦的绿洲，而成了展现金钱社会罪恶和丑陋的市场。

19世纪俄罗斯文学贵族“多余人”画廊所表现的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不仅连接着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更与人的精神疾患息息相关。托尔斯泰伯爵笔下的贵族聂赫留朵夫，从放弃私有财产、批判私有制所建构的物神崇拜开始，拒绝与上流社会共谋，从而走向灵魂的复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探讨的是人的一种共识性的灵魂状态。他通过人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纠结、罪感，来表现人灵魂的冲突、挣扎、呼号，宗教世界更大大地升华了他对灵魂的叩问。他的小说告诉读者，人类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社会发展史，更是人的个体灵魂的无有休止的搏斗史。正是在书写精神、灵魂这个意义上，宗教哲学家谢·布尔加科夫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作“我们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两个‘太阳’”。展现精神灵魂的复杂性，并建立起巨大的灵魂关怀的维度，正是俄罗斯文学独有的灵魂叙事，是世界文学鲜有的灵魂书写的光辉典范。

第三，崇高的理想主义。崇高是与悲剧并列的美学范畴，是古希腊修辞学家朗吉努斯在他的《论崇高》一书中提出的审美主张，他认为古希腊艺术作为典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崇高性。他所张扬的崇高，就是文学需要有伟大的思想、饱满的情感、高超的艺术、强烈的感染力。俄罗斯文学对生命苦难和精神苦难的有力反驳，必然导致对一种崇高理想的向往。

19世纪末俄国西伯利亚流放地（图片来自网络）

理想主义是俄罗斯作家基于现实缺憾而生成的对理想境界的虚拟，是一种内在精神价值的显现。俄罗斯文学始终在承诺着一个绝对的真理，一种柏拉图式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或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或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或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或者是人类理想的天国。这个绝对真理并非来自科学、来自客观，而是来自对善的想象，来自于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民族心理。

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时时都有崇高的理想主义的辉映。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如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道德上的理想主义，如果戈里、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人性的理想主义如冈察洛夫、契诃夫、布宁、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生态的理想主义如普里什文、卡扎科夫、艾特玛托夫；审美的理想主义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费特、帕乌斯托夫斯基。由崇高理念生成的乌托邦叙事，贯穿了俄罗斯文学的整个历史，它不仅是一种审美理想，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文体，构成了文学表现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的特殊领域，成为文学发展重要的精神原动力之一。

屠格涅夫始终以饱满的艺术激情塑造了一个个时代的英雄，列斯科夫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信仰坚定、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宗教圣人形象。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是在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理想伦理、理想人格的伟大憧憬。托尔斯泰遵循宽恕、博爱的基督精神，营造了一个能抵御世界冷漠、卑俗，根除仇恨和暴力的理想天国。契诃夫将生活本身的复杂，人心固有的幽暗、人格常见的缺陷，通过多义的朦胧表现了出来，其中深藏着他对理想人格、理想人性、理想人和理想生活的强烈渴望。他说：“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脸蛋、衣裳、思想、心灵。”

第四，内在的悲剧精神。俄罗斯作家精神探索、灵魂拷问的文学旅程，穿越的是一个充满苦难不幸的世界，蕴蓄着强大的悲剧精神。比起西方和中国的同行们来，俄罗斯作家对苦难，特别是对人的精神苦难更加敏感，更愿意、也更善于表达。充满曲折、危机、苦难的俄罗斯历史，是俄罗斯文学悲剧意识深沉的外在缘由。

俄罗斯千年文化史中，有近250年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史，有300余年残酷的农奴制、历史上最严酷的极权，社会上最长久的动荡和暴乱、暴力和流血。世界上最可怕的战争都曾经发生在俄罗斯的土地上。马克思在他晚年时说过，俄国是在没有政治解放这一过渡阶段的情况下，在没有形成现代资产阶级的情况下，由封建农奴制度，向着工业化国家迈进的。在欧洲小说背后存在的，有具有稳定作用、日趋成熟的宪制结构，有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生活的俄罗斯，这些东西并不存在。俄罗斯小说的发展、繁荣，始终伴随着俄罗斯的社会动荡，以及由这一动荡产生的社会灾难与人的精神危机。文学的悲剧精神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英雄的悲剧与无事的悲剧。《当代英雄》《父与子》《复活》《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悲剧性的英雄人物。

契诃夫善于在最不容易被察觉发现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发现生命的和人性的悲剧。他告诉人们，当社会压迫制造人的不幸时，多数人会消极地适应这种社会压迫；当人性发生变异时，多数人会变得麻木不仁；两者都以不幸而告终，都充满了悲剧性。这种悲剧体现在他们日常的生活之中。

亚历山大·伊万诺夫的《基督现身人间》（又名《弥赛亚降临》，图片来自网络）

俄罗斯文学的这种悲剧性，不仅有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和表现这一生活实践的知识，还有根植于作家内心的深刻的悲悯情怀。这种悲悯情怀不是怜悯，不是悲情，而是深入骨髓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悲哀，有很强的内在精神、内在情感，有很强的悲剧深度。显然俄罗斯文学对生活生命的悲剧性考量的深度要高于西欧小说。以至于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说：“我情愿用俄罗斯式的悲哀去换取整个西方的幸福。”

相对而言，中国文学的这种悲剧精神比较弱一些。批评家刘再复说，中国文学缺少罪感文学，缺乏面对良心、叩问灵魂和审判灵魂的文学。中国古代的悲剧除了《红楼梦》之外，缺乏大悲剧精神，缺乏对罪感的承担精神。

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品格，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将为大家讲俄罗斯文学黄金世纪的第一人，诗人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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