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至于东西方的思想差异，日本通过“走出去”，并且认真分析对照，已有前所未有的明确认知，其结论为：西方民族有不安和浮士德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人性恶”，东方立足于“人性善”，这就导致西方制度较为健全，因为它假设人是坏的，而东方制度欠缺，且在财产保护一点，东西方差异殊甚，而私有财产保护制度是一切制度之根基。

在宗教方面，日本受到欧美的影响（甚至是责难），一方面撤销了基督教禁令，一方面鼓励出国。允许基督教存在一方面是源自中国的儒释二教式微，但更多的是日本发现基督教同样具有教化人心和巩固统治的作用。

在教育方面，日本用于留学的预算一度达到文部省总预算的21%，通过留学，一些知识领域稀缺人才得以迅速补充，而紧随其后的，是缩减大范围普遍性质的留学，支持成熟学者出国，使他们的西方知识得以巩固和增强，并回馈祖国。

以女留学生津田梅子为例，回国后她就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女子大学；前面提到的伊藤博文，作为使团的副使，后来成为了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首相和枢密院议长、明治宪法的设计师，耶鲁大学也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

和对西方的尊重、学习相反，使团亲眼目睹了东方的不公、怠惰、腐败的社会现状，对东方充满了悲观失望，“日本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对中国文明与风雅的尊敬丧失殆尽”（p72）。福泽谕吉在《劝学书》里，对中国人所抱有的对外国的顽固冷漠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这在《走向共和》这部历史剧里，慈禧太后动辄贬称日本为“蕞尔小国”一事可以得到印证。

伊藤和福泽等人是当时日本的先进群体一员，他们早已认清现实，对中国不再盲目崇拜，但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可能还尚存对传统中国的敬意，不久之后，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爆发，千万士兵亲身感受中国的衰朽，他们将信息传递给亲朋好友，这些印象“固定成为一种对他们所蹂躏的国土上的国民的傲慢，甚至是蔑视”。

书读至此，作为中国读者，其羞愤无以言表。

一国衰微，被人蔑视，一人如不求上进呢？还不是一样？在中国的使馆区，国中之国，日本使团亲眼目睹其干净、整饬，使馆之外脏乱差横行，鸦片馆林立，这样的国家，恐怕很难被人瞧得起。

本书作者马里乌斯.詹森在书中充满对日本的敬意，作为被学习的国度，从不会对真正向学的国度鄙夷，反而充满赞赏，这也是老师喜爱努力和勤学的学生的原因。

更难能可贵的是，马里乌斯.詹森以一个治史者的严谨，提醒读者切勿舍本逐末，岩仓使团固然传播了先进文化和经验，但是留守日本的高层早已开始断断续续的维新举措，维新不是自使团始，而是说，使团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马里乌斯.詹森对历史事实的敬重，不因某事件的特殊性和猎奇而有所偏颇，这是一种史学家的可贵精神。

作为岩仓使团的书记官，久米在90岁时回顾一生，他说，“我的第一个三十年目睹了自古相传的封建割据的崩溃，那时我们的眼界局限在小郡邑之中，把区区所见当做宇宙。我的第二个三十年看见了日本统一，并且置身于列强之林。在最后的三十年，我见到日本作为列强之一，维护着世界和平。”

久米在1931年逝世，他没有看到“九一八”事变及后来日本身陷轴心国的战争旋涡，陷入穷兵黩武的暴力时期。日本没有维护世界和平，相反，他们破坏了世界和平，但是抛开战争不谈，日本的改革之路如此迅捷，简直是一步冤枉路都没走，甚至战后重建之迅速，都让人咋舌，这些建设成就，让人敬佩和羡慕，也让人不断探究其原因，期待借助他们的经验回馈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谁不愿自己的祖国强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