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第五，还可以补充的是，艾尔曼并不赞成何炳棣的观点。何炳棣认为明清科举造成了相当规模的社会流动，而社会流动给很多士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这使得晚期中华帝国社会富于生机。而艾尔曼觉得，明清两代的科举竞争仅限于 “精英内部的有限循环 ”，他们来自文士或商人家庭、宗族和世系的年轻男性，这些家族握有充足的语言和文化资源，来对其男性子孙进行教育投资。由于学习古典经典与典雅语言需要相当的精力与财力，形成了这些士绅阶层对文化和语言的垄断，这使得富裕或有权势的家庭，在若干代以内得以持续独占这些资源，而要求很高的八股文写作，把商人、农民、匠人，也就是 “士农工商 ”四民中的后三类 “挡在门外 ”，只是促成精英士大夫阶层的 “再生产 ”（re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