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那个时期，拐卖人口高峰和法律的细化、国家严打行动是并存的，这也有浓厚的时代色彩。比如拐卖人口行为有了变化，出现犯罪主体团伙化、职业化；犯罪主体人数众多、分工明确具体，形成拐骗、中转、藏匿、贩卖“一条龙”。另外，犯罪对象也扩展到成年男性、双性人；拐卖行为也更加隐蔽，拐卖嫌疑人会反侦查，往往多次转手，给被拐卖的儿童易容、换装等等。对于这些变化，国家有很多次“严打”行动。1983年“严打”是行动中规模最大、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那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拐卖人口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到死刑，这就是为了加大打击力度，法律必须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