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有尺牍之学，士人不但重视尺牍的文辞，而且看重尺牍的书法，所谓“言尺牍而专重书法”，“言书法则不离尺牍”（吴丽娱《唐礼摭遗》，72页）。南朝刘宋王延之说“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梁朝庾元威《论书》），将“尺牍”视同“人身”。庾元威解释的三种人身是：“一者学书得法，二者作字得体，三者轻重得宜。”前两条言书法，后一条指文辞。
魏晋以来，写尺牍往往用“草隶”，如《梁书·武帝纪》所谓“草隶尺牍”，《陈书·蔡景历传》所谓“善尺牍，工草隶”。所以，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告诫子弟：“真草书迹，微须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