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勒，我印象最深的是来自阿巴多的一段联想。事实上，将这句话中的“马勒”与“阿巴多”互换一下位置，同样成立。马勒的孙女玛丽娜回忆这段往事时，语气磕磕绊绊，仿佛多吐一字都是打扰。镜头被回放很多遍，直到它力道温柔地在我脑中安眠：

1995年，我受邀参加阿姆斯特丹的马勒音乐节，克劳迪奥·阿巴多是指挥之一。有一天，我们一起吃午饭，聊着马勒。他忽然说到自己对雪落之声的喜爱。雪有一种奇特的声响，降下、变弱，直至微弱到几乎没有，像呼吸。我立刻就懂了。我们都认为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静默。最后，还是，静默……

音乐中当然有这样的声音：当总谱上标记最弱直至休止之时。“这个‘休止’只能通过人们的上层感官来体验，用交响乐团是很难实现的。”阿巴多说。

克劳迪奥·阿巴多在撒丁岛

春：撒丁岛的花园

2009年，当记者踏上意大利西南的撒丁岛时，克劳迪奥·阿巴多在这里经营花园已有四十年之久。“初搬到这里时，一无所有，除了那些三角梅，”他边说，边指着屋子上方那簇鲜亮至极的紫红，“我们一点点地搭建，每年都添点东西，种下更多植物。”花园沿着陡峭的斜坡向下，一路延伸，径直探入地中海的波涛。人们必须穿过一系列角度刁钻，甚至称得上疯狂的木栈道才能抵达海滩及游艇码头，这些歧路正出自阿巴多之手。浮桥的遮棚下悬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Venezuela”（委内瑞拉），那是玻利瓦尔交响乐团年轻乐手们送给阿巴多的礼物。多年来，阿巴多定期前往加拉加斯参加音乐救助体系项目的工作，与孩子们一起演奏音乐，该体系由何塞·阿布留发起。“一个圣徒。”阿巴多补充道。

撒丁岛的家几乎是一个庇护所，阿巴多总在这里准备每年为数不多的音乐会。自2000年与胃癌做斗争以来，他的日程安排大幅度缩减——由于病情严重，他切除了一半的肠道。阿巴多不再是年轻的模样，肉体正在迅速被消解，变得清瘦，唯有一种风骨在逆势上扬。“我必须确保自己每两小时吃一点东西，不能多，而且不能吃油炸食物，”谈及病情的阿巴多双手护着肚子，“可现在，几年过去了，病情稳定并趋于好转，是音乐给了我力量。”花园里的他放松、快乐、充满活力：“我也因此有了更多时间钻研，准备音乐会。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生病，一切会不会改变，或许会一直忙碌下去，但我必须做出选择，必须改变才能活下去。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研读乐谱，我会了解得更深入些。比如，马勒的《第一交响曲》，虽然我已经指挥很多次了，但最近买了个新的版本，又发现了不少新东西！”

古斯塔夫·马勒肖像

于蜿蜒的木栈道和绿植间漫步，阿巴多经营着自己的花园与音乐。主建筑下方另有一栋不那么起眼的小房子，他便住在那里。房间紧挨着一大片怒放的、壮观的山茶花，挑高的天花板给人以宽敞的感觉，床、书库、工作桌各占一处。马勒交响曲的乐谱摊在书桌上，一本老旧的、有些破败的册子，上面布满阿巴多的铅笔标记。令人惊讶的是，房间里找不到钢琴，也没有其他任何乐器。“我不需要。”他说。熟悉的人都知道，阿巴多对任何作品的演绎全凭记忆，包括大部头的交响乐及繁复、体量庞大的歌剧。他总能在脑子里想象哪怕最小的细节，一个和声接着一个和声，一个乐句又一个乐句，一行一行的音乐就这么在脑中构筑：“反复练习后，有那么一个时刻，内心会有感觉，知道自己可以记下一首作品了。这也算是一种心理暗示。如果记不住一个作品，那说明我对它还不够熟悉。”

从容之下，一丝别样的，甚至有些冲突的气息扑面而来：几乎整个房间都被埃贡·席勒的版画占据——受折磨的、脆弱不堪的图像象征着令阿巴多着迷的东西：世纪之交的维也纳，这座孕育了勃拉姆斯、布鲁克纳、勋伯格、贝尔格的城市，连同纠缠矛盾、生死交汇之时的碰撞，乃至艺术至上的精神。当然，还有最最重要的那个人——马勒。

古斯塔夫·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乐谱手稿，图为第五乐章合唱开头

“复活”

1901年12月20日，马勒于德累斯顿音乐会曲目单上对《第二交响曲》（“复活”）做了重新的描述：我们站在一位深爱之人的灵柩旁，一个令人敬畏的声音冷漠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生命是什么？死是什么？你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受苦？难道一切只是一个巨大的、骇人的玩笑？我们会永垂不朽吗？”行板是对“生之快乐”的回忆；谐谑曲呈现扭曲的疯狂，仿佛从哈哈镜中看世界。生命变得毫无意义，对所有存在感到厌烦、恶心，这些情绪如鬼魅般紧紧抓着我们不放。可“原始之光”高唱着具有天真信念的感人声音朝前推进，直到代表最后审判的慰藉——终曲的到来。

又过了一些时日，马勒似乎坚信音乐能医治人类的困境，为悲伤的灵魂带来平静；一切被创造的都必将死去；一切死去的必将再次复活。他在这些费解纠缠的描述中又添上反转的注解：“上帝的荣耀显现，一道美丽的光击中我们的内心。一切是安宁、充满喜悦的。一股势不可挡的爱……”

阿巴多职业生涯乃至人生的关键节点都与马勒有关。1965年，32岁的阿巴多受卡拉扬之邀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担任乐团指挥。那是他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亮相，卡拉扬提议演凯鲁比尼的《弥撒曲》。“我立刻说：‘不，我认为马勒第二会更有趣些。’当时，马勒在萨尔茨堡演得不多，并不那么为人所熟悉，乐团认为这是冒险之举，何况这是首次合作，曲目问题一度陷入僵局。最终证明，那是一版相当成功的马二。我还记得我在维也纳的老师，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汉斯·施华洛斯基（Hans Swarowsky）演出结束后略带调侃的称赞，他说：‘瞧啊，新的托斯卡尼尼诞生了！’”演出大获成功，连当年曾在马勒本人棒下演奏过的老乐手都深受感动。这版“复活”直接奠定了阿巴多在国际乐坛的地位，成为其巅峰时代的起点。

1963年,克劳迪奥·阿巴多在米兰

之后，无论是在斯卡拉、伦敦还是芝加哥担任客座指挥，马勒的交响曲都是阿巴多的保留曲目。1978年，阿巴多创立欧共体青年管弦乐团（European Community Youth Orchestra），在其首场音乐会上，马勒《第六交响曲》赫然在列。1986年，他创办了由欧洲多个国家的乐手组成的乐团——古斯塔夫·马勒青年管弦乐团（Gustav Mahler Youth Orchestra），随后又促成了马勒室内乐团（Mahler Chamber Orchestra）的成立。1989年，成为卡拉扬继任者的阿巴多在首场音乐会中再次选择了马勒——《第一交响曲》（“巨人”）。之后十几年间，阿巴多与柏林爱乐在DG陆续录制发行了马勒的全套交响曲，使得柏林爱乐成为真正意义上诠释马勒的专家。而谁都不能否认，他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的“马勒、维也纳和20世纪”音乐节无疑是其职业生涯的又一高光时刻。2003年，从病痛中走过来的阿巴多站在琉森节日管弦乐团首演音乐会的指挥台上，一曲“复活”意味深长。

在一众马勒作品中，他最为熟悉也最富私人情感的无疑是《第二交响曲》。可以说，阿巴多是靠着“复活”交响曲展开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他在这部作品中采用的任何处理手法都经过深思熟虑。1998年，阿巴多表示2002年后不再与柏林爱乐团续约，这是乐团有史以来首席指挥主动放弃职位的先例。三年后，67岁的指挥家公开自己罹患胃癌的事实，并表示正在计划为琉森音乐节筹建新的乐队。“手术过后，我静养了几个礼拜，当回到工作岗位时，我对乐手们说：‘你们才是我的特效药。’与大家一起创造音乐，给了我新的生命力。我相信这是心有灵犀的，对我而言，这像是生命的转折点，也是独特的经验。在这以后，我看事物与感觉事物的观点都大为不同了。”

《第二交响曲》的合唱终曲乐段——“复活”，是马勒精神重生的光辉愿景，阿巴多曾在采访中提及这段音乐，并将其珍视为自己音乐历程的隐喻。该乐章的歌词中有这样几句话：被创造出来的，必将消散/那些消散的，必将复活！/停止颤抖！/做好准备！/为活下去做好准备！阿巴多在其中看到了音乐的暂时性，本质上，它们仅仅占据短暂的一截时空。音乐总要消散，可也正因为其易逝、不可停留，音乐有救赎人心的大能：它存在于一瞬之间，熄灭于一瞬之间，但有更多无限在这截时空中被重新创造出来。从癌症中逐渐走出来的阿巴多精心挑选了这部作品，在2003年8月琉森节日管弦乐团首场音乐会中庆祝自己的重生。

病痛有如分界线，“复活”真真切切地发生了。这之后琉森版的马勒，让世人听到了比曾经的“最完美”还要出色的“马勒”。除了两极的反差，阿巴多赋予了这个交响曲更多中间层次的描绘，尤其是第四乐章从地狱过渡到天堂之升华篇的处理。通常，指挥都给予音乐天堂无限的光芒，使音乐在模进中走向辉煌。但阿巴多没有把音响处理得那样恢宏，反而增加了很多内声部独奏的层次，音乐也有所收敛。在这个更加立体且丰满的上升发展过程中，全无如同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有的只是在纷繁复杂的人间世中逐步的放手、略显失落又终究勇敢的释然，这才是对人类而言的真实的复活。

马勒当年为“复活”写下的唠叨被更多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解读，它们足以淹没马勒的创作本身。然而，依然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马勒对死后生活如此在意、纠结，何以一个不过三十出头的男人如此在乎自己死后发生的事，而马勒所认为的音乐能增进人类认知的想法又是从何而起。可以确定的是，音乐的存在本身就是为“复活”献上的活祭——它有始有终，却无限。终结早已备好，上帝给我们开了另一扇窗，而阿巴多奉上了自己的见证。

马克斯·奥本海默油画作品《管弦乐团》，画中马勒在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

拘谨的谜

1903年2月，马勒在维也纳指挥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一场被称为开创新世纪的歌剧演出。马勒在演出中展现了“指挥的至高无上”。他用眼睛将一切固定在该有的位置，更像是整个场景的统帅，而非仅仅是管弦乐队的指挥。他不断抬头示意歌者，用表情指引演唱，从头到尾，一个不漏，简直难以置信，他的眼神能同时把控一切。第二幕开始前，马勒冲着饰演特里斯坦的歌手大喊着歌词，用力强调每一个音节的发音，大张着双颚，当真是逐字逐句将它们塞进歌者的嘴里。独唱没有选择，只能精确地效仿响亮而绝对清晰的演唱。马勒在剧目多个重要的关键点总要给出建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指挥”，瓦格纳式的指挥，最高意义上的指挥。马勒彻底逆转了当时听众无法听清瓦格纳文本的常态，也可以这么说，他是整个艺术制作的总导演。演出在维也纳造成极大的轰动，报纸争相报道。人们或许对于这种指挥风格有褒有贬，但那晚走进剧院的每一个观众都亲身经历了这场“迷醉”，全然的狂喜，即便歌手的声线称不上完美。幕间休息时，同行的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兴奋地直冲出来，我们说：“美妙，真是美妙…… ”那一刻，我爱上了马勒。维也纳成为我们中间许多人的拜罗伊特。事后证明，他不光擅长瓦格纳，他对于莫扎特的驾驭同样叫人吃惊，那是摄住莫扎特作品灵魂的演绎，无人能及。

——来自音乐传记作家恩斯特·德克赛的回忆

我内心始终有一个谜，在指挥这件事上，当年的马勒与后来的阿巴多同样缔造了迷醉的现场体验，但单就指挥方式与风格个性本身而言，两人却是截然相反的色调，一黑一白，一火一雪。到最后，人们不得不承认，阿巴多一生对马勒的诠释实践了另一种美学建构，所造成的影响、带来的感动、触及的深度竟如此绵长，甚至在他离去后，这些文雅高洁的气息更让人感到失魂。何以白能如此贴近黑，雪能如此了解火。

比起马勒的威权与“侵略性”，乃至演出过程中的歇斯底里，阿巴多从不失自由适意，当然亦有紧绷的时刻，但松弛与极致的优雅构成了他的标志性风格。意大利人的天性大多外放、热烈，可阿巴多截然相反，好友布鲁诺·冈茨（Bruno Ganz）将此归结为阿巴多的贵族身份，来自保守的贵族DNA：“对我而言，他就像个谜，因为他有种独特的光环，你第一次看到他，会震慑于他的外在气质，在指挥台上，他的手势引出极度的优雅，他的诠释，总能引人共鸣。”

目光谦逊专注，双唇紧闭，唯嘴角轻轻上扬，那双最优雅的手，或安抚或拥抱，阿巴多的谨守、含蓄、省思令音乐笼罩于宁静的光雾中，仿佛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笔下的圣者使徒或安详收翼的天使，称颂从心底升起。“他也会回应乐团的表现，若希望再柔和一些，就把手放在嘴唇上。那一双手，有无限关爱与温柔。但同时，他也能打出像节拍器般精准的拍子，抑扬顿挫的变化与精确节拍的融合，真是美妙。而且也是视觉上的享受，即便远看，他在指挥台上的身影也全然地优雅。”布鲁诺·冈茨说。于是，一个被瓦格纳、马勒、卡拉扬一路捧上王座的指挥君主在阿巴多这里变成另一副模样——谦卑不语的、侍仆的形象。他的手势，正如中世纪画上的人物静静地传递着弦外之意。退让式的指挥风格势必带来又一个结果：音乐塑造中有了更多的顺势而为的成分，需要更多的彼此聆听。

1988年，克劳迪奥·阿巴多在柏林与青年管弦乐团排练（TPG/alamy 供图）

如同花园，多元却相互关联的音乐生命在适宜的土壤里，在自然的聆听中自在、融合、衍生。室内乐思维的偏好贯穿了阿巴多的整个职业生涯：早在与斯卡拉歌剧院、伦敦交响乐合作之时，他便开始有意识地搭建青年管弦乐团及小型室内管弦乐团。1978年，他创立了欧共体青年管弦乐团；到了1986年，其古斯塔夫·马勒青年管弦乐团的乐队成员招募已经扩大至东欧，甚至俄罗斯。当古斯塔夫·马勒青年管弦乐团的第一代乐手年事已高，无法被归为“年轻人”时，阿巴多又另设了马勒室内乐团来安置他们。此外，他还组建了欧洲室内管弦乐团、莫扎特管弦乐团。这些乐团皆出于一个素朴的愿望——听与被听，而他的作品诠释始终散发着室内乐独有的冥思。“小时候，祖父经常带我在山里散步。他是一位专门研究古语、收藏古籍的语言学家。他总是能从费解的字母或象形文字中抓取出隐藏在背后的声响，真令人惊叹。他不太说话。从他身上我学会了倾听。对我而言，‘听’永远是最重要的——听彼此，听人们在说什么，听音乐。”阿巴多说，“可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人们不大愿意听了，也越来越不懂得听了——不仅在音乐上。总有很多人能说很多空洞无物的长篇大论，也有些人能说一些深刻而有价值的话，但没有人在听，更不可能听到。”

他再次陷入沉默。

马勒“第九”

在所有的艺术作品中，这一页是我们从未有过的、最接近死亡的体验，我们经历了放弃一切的全过程。它的缓慢叫人心生恐惧，马勒在乐谱上标注了“极慢的柔板”（Adagissimo），这是音乐指示术语中最慢的一个。似乎还嫌不够，他又添上：“Langsam”（慢）、“ersterbend”（渐死亡的，渐弱而至消失）、“zögernd”（渐慢、犹疑）。这些似乎依然不足以指明时间几乎静止的效果，马勒在最后几小节又添上“äusserst langsam”（极慢）。当一缕缕声音碎裂、分崩离析，一切变得恐怖。我们抓着它们，在希望与屈服间摆荡、游移。这些将我们与生命联通的蛛丝般的声音，如今一缕接着一缕地消融，纵使就在我们手里握着，它们仍从指缝间消失。它们消失时，我们仍紧抓不放；现在手里还有两缕，然后一缕。一缕，……突然间全都没了。有那么一瞬，仅是沉默。然后，又飘来一缕，断裂的一缕，两缕，一缕……没有了。我们几乎爱上了安逸的死亡……这一刻，死亡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丽美好，在午夜时分毫无痛苦地终结。一旦停止，我们就失去了一切。但在放手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切。

（伦纳德·伯恩斯坦，《哈佛六讲：未作回答的问题》）

马勒总是负责自己每一部作品的首演，但“第九”不是，他终究没能在生前见证这部交响曲的首演。于是，关于死亡、音乐，这位了不起的音乐家给未来的时代留下了一个谜题——最后一块拼图究竟是怎样的图景？生死之后是怎样的世界，怎样的声音？《第九交响曲》完成后，马勒曾向瓦尔特提及这部全新的作品，很显然，他很担心自己被过度的情绪击垮。他把乐谱交托瓦尔特，让瓦尔特替自己演奏。据瓦尔特回忆：“马勒的话语中显示出内心的波澜，他似乎沉思着关于存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急切不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脸上的表情，他说要去莫拉维亚闻闻土地的芬芳，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山林能带给他奇特的、发自心底的快乐。”

晚年的阿巴多一点点地搭建他的花园，他的马勒也越来越显现出经过漫长时间冥想沉淀而出的东西，最令人感到惊叹的是，他的艺术将自然与精神、优雅与分析、美丽与残酷相融，那是逼近死亡时才有的精神领域的透彻，一种酿成了的泥土的涩苦与芬芳。2010年8月，阿巴多与他的“全明星队”——琉森节日管弦乐团共同演绎了马勒的《第九交响曲》，这场非凡的表演成就了琉森音乐节马勒系列的高潮。人们常说，阿巴多的“马勒”平静、流畅、明亮，具有无与伦比的管弦乐透明性。在他手中，交响乐末尾仿佛永远走不到终点的极弱音，在他手中幻化成来世的幽灵之歌。阿巴多内向性的处理方式给乐谱注入辛酸的生死之斗。他的脸全然在音乐之中，我们几乎可以在回旋曲中辨认出一丝微笑，但随着柔板的展开，它变得痛苦。阿巴多历来不多言语，也几乎不与乐队交流自己对音乐的分析。但2010年8月的这一天，全世界聆听到这部作品的人都感应到了某种东西，一种所有人都不想打破的氛围。在终曲缱绻、不忍离去但最终消散的柔板之后，长达两分钟的全场屏息凝神，不禁让人回想起保罗·斯马齐尼的传记纪录片《音乐之后的沉默》。“大家常问我最喜欢哪种听众，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好的听众是音乐结束后，他能尽可能保持肃静，尤其是涉及死亡的作品，比如马勒‘第九’，这些作品演奏结束后是不应该有掌声的，应该沉静下来。寂静的时间越久，你越能感受到音乐厅与听众，你可以感觉到、听到大家的呼吸，这是全然不同的声响呈现，截然不同的气氛，寂静是音乐的延续，也是演奏的一部分。”阿巴多说。漫长的、仿佛穿越了百年的两分钟是马勒在乐谱上最后一个休止的延续，寂静从未如此浓烈深沉，一个几乎不可能超越的现场诞生了，它催人泪下。那一年是马勒诞辰150周年。

2010年10月20日，克劳迪奥·阿巴多在巴黎普莱耶尔大厅指挥琉森节日管弦乐团

最后的提议

午后，凝望着湖水的马勒喃喃地说：向天空发射火箭其实与一声不响地消失在湖水之中没有什么不同，太阳光芒依旧照耀十亿年之久。我们的目标应该在于创造那些比我们活得长久的东西，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永远追求更好更完善的自我！……之后他走进房间弹起巴赫，它们是如此干净简单。在他的音乐里人们凝望天空，看见一枚火箭坠入水中……

表面上，阿巴多与现世的、政治的话题保持着退让的距离，然而他对周遭是敏感的，只需几个片段，便可轻易读到其锋利的一面：1989年，阿巴多登上柏林爱乐首席指挥之座，此时正是柏林墙被推倒之时，阿巴多抵达柏林后头一件事便是来到柏林爱乐指挥休息室，从硕大的玻璃窗望去，残留的墙垣近在眼前。立于窗前良久的阿巴多说，这是一个表达音乐的契机。而多年来，参与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项目是他的又一坚持，即便在重病中也没有动摇过，甚至计划将该体系带到意大利。为此，晚年的他积极活动，并在多个场合提及“音乐共创”的理想；甚至于他与作曲家路易基·诺诺的合作，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如同坚持打破阶层，为边缘族群而歌，甚至将道德、良善写进乐谱的马勒，阿巴多也认为音乐是有力的。2013年，阿巴多与好友——当代著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一道，被意大利总统任命为终身参议员。2014年1月，阿巴多逝世，皮亚诺在参议院公开发表讲话。我想，这是一段所有人绝不该错过的见证与启迪：

三天前，克劳迪奥离开了我们。一周前，我们还在讨论他的参议院项目。回想1960年代，在米兰，我与他弟弟加布里埃是朋友，同为建筑系学生，而他是一位音乐家，我常去他家。后来，我们在巴黎与皮埃尔·布列兹一起在音乐研究中心工作，与路易基·诺诺创作《普罗米修斯》。再后来，大家都去了柏林，他指挥柏林爱乐，而我在当地主持建筑工程。每天下班，我会经过广场，穿过街道，越过遍布街道的建筑工地指示牌，朝着柏林爱乐走去。于我而言，那段时光真是持续和谐的妙音。几年前，我们为拉奎拉做了一件小事（2009年，意大利中部城市拉奎拉遭到严重的地震破坏，阿巴多因此构想了关于公园礼堂“Auditorium del Parco”的计划，由伦佐·皮亚诺设计，并在特伦托自治省的捐赠下得以实现，阿巴多还在2012年指挥了落成典礼的音乐会）。阿巴多思考音乐，创作音乐，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一切都变成了音乐，就连午餐色拉也变成了音乐，一切都变成了音乐。他有一种固执，绝对、完全的崇高，全部精力都用来成为、成就音乐上。如此非凡，如此诗意。他与社会合作，音乐成为囚犯的赎金，音乐成为让孩子们离开街头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他时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做一些短期的项目。他时常会跑去委内瑞拉，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公民承诺与音乐之间，总是有这种非凡的共鸣。

还有一件事，一天，阿巴多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将成为终身参议员，无人不知你是建筑师，我是音乐家，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直到前些天，我们还在想，如何使自己成为有用的终身参议员。有一件事克劳迪奥深信不疑，那就是美——美、艺术、文明，而不是流于世俗的风气和日常琐碎。好奇心是由什么组成的？探索和研究，艺术、美、文明使得人们成为更好的人。阿巴多一直坚信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也相信，美将一而再、再而三地拯救世界，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拯救世界。就算一次只能帮到一个人，它仍可以挽救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他有一个坚定的想法，我在此代替他向大会提议，意大利的每一所学校都应该开设音乐课程，向孩子们教授音乐。必须有，为了“美”，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花园，它应该是孩子们经常光顾的，它可以点燃渴望，它给予我们精神，我想我就说到这里。我会继续这项工作，我会持续要求它直到实现。

春 

到了春天，雪上的痕迹，因日暖而消残。马勒说：“最好的音乐并不在音符中。”灯火一盏盏熄灭，过去的骄傲、敬畏、虔诚正横向滑行，后退；沉默在地平线以下流逝。河流变了，变成雪，落在肩上，经过的音乐竟也披着一身湿湿的愁。

我不知道随着时空的流转，我们究竟参与的是一场标记文明、终有所成的盛大构建，还是一场漫长无终的解构，手里只有这一刻，以及即将消逝的这一刻。临终前的马勒拿手指在空中静默无声地挥舞，嘴里念叨着莫扎特的名字，没有音乐，周围的人听见从马勒嗓子眼发出的咔咔作响，阿尔玛说那是死神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太鲜艳，绘不出寂静褶子的萦纡，曾经费力叠加的声响终究要回到静默的家中。在阿巴多的世界里，音乐的底是由无声定义并托举着的，它在静默中安居，在聆听中通达。身处暴躁不安的喧哗时代，这样的姿态可以说是包容，又显出反叛与拒斥，也确实并非所有人都乐于接受。渐弱的、逐渐凝固的小节里，阿巴多总是尽力伸展修长的手指，仿佛要将音符拉远，最后那手轻靠在嘴上，倚在胸前。如今他不再说话，无声从这里开始：

我记得人生头一次从剧院顶层楼座向下探望，看见指挥小小的身影能演奏出如此美妙的音乐。我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有一天也要自己指挥。

插曲:  词条“silence”

法国象征主义画派代表人物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于1911年创作了题为“silence”的画作，它被收于TASCHEN2010年出版的《象征之书——对原型图像的反思》中，置于“silence”词条之下，并是该词条收录的唯一诠释。画中的女人唤起沉默，在沉思的外表下，她似乎寻求的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沉默，在这种沉默中，不说远比说来得好。她唤我们进入最深的寂静，在那里可以听到完全他者的声音。在符号学的象征意义层面，沉默代表着每一个神圣传统的一部分。人们坚信，深奥的奥秘只有在沉默中才能向我们显现，正如西方修道戒律所鼓励的那样。持续的沉默可能具备某种神秘力量，将成员聚集在一起，可能唤起更高的真理。

古斯塔夫· 马勒的作曲小屋位于上奥地利阿特湖畔斯坦巴赫

插曲:  小木屋

“在山上，我有一间小木屋，一栋16世纪建筑的房子，老式的农庄。那个小木屋对我来说就像有魔法一般，在巡演或长时间的工作后，我会到那去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而这也让我重拾对许多事物的热忱。可以说，那是个魔力小屋，一个能让我安心工作并重新捕捉魔法的地方。每当我走进山林，总会想，有时候生活看上去很疯狂，那些大城市里的噪音，人们都是怎么忍受下来的。当然，都会文化的交融与创造令人兴奋。城市里，每一天，每一个晚上，每个角落都在上演新的东西——音乐、戏剧、展览。然而，说到’生命的意义’，如果真有，那么我想对我而言，它们在山林之中。这里是如此安静，下雪的时候，你听到雪来了，落在地上。人们却错过了……”阿巴多说着自己的小木屋，城市的繁忙，眼睛如同孩子一般，自然而然地，我眼前同时看见了另一个人的小木屋，他也曾这样抱怨着都会的永无安宁。

插曲:  饼和酒

2014年4月6日，琉森节日乐团举办了阿巴多纪念音乐会。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乐手们演奏了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有人说，那是阿巴多又一场动人的指挥。之后，演员布鲁诺·冈茨登台朗读了荷尔德林的诗作——《饼与酒》，他演绎得素朴，每一个单词皆清澈，叫每一个人都听得明明白白。乐队沉入暗影之中，音乐停了下来，静静候场。

城市四处都安宁下来；灯火通明的小巷变得静寂，

那些装备着火把的车辆，正辘辘地驶离。

畅享了白日之欢的人们回家休息，

某个思虑周密的头脑可能还会在屋内心满意足地

估算着得失；葡萄和鲜花皆已下架，

而忙碌的市场也停歇了手工劳作；

可是，远隔着多座花园却传来了拨弦乐的演奏声；也许，

那里有某个热恋的人儿正在弹唱，或是某位孤独者

回想起了远方的朋友和青春时光；泉水

不停地涌动，清澈地流淌在芬芳的花圃旁。

静寂昏暗的空气里响起了钟鸣声，

有位巡夜人报起钟点留念着这一时刻。

此时还吹来了一阵风，搅动起小树林的树梢，

瞧！我们地球的剪影，月亮

现在也悄然驾到；这如痴似醉的夜幕降临了，

她繁星满天，可能并不关心我们，

她令人惊讶地在那儿闪耀着，不为世人所熟知

哀伤且瑰丽地位于群山巅峰之上。

（荷尔德林，《饼和酒》第1节，韩王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