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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6月13日下午4点，92岁的诗人郑愁予因心脏衰竭在美国去世。随着余光中、洛夫、痖弦、郑愁予等人的相继辞世，那些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现代诗运动中大显身手的“跨海一代”诗人，至此落下帷幕。

诗人的去世，让我想起导演陈传兴在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如雾起时》中反复提到的一个意象：黄昏中的一盏灯。对郑愁予来说，写诗，就如点亮一盏灯。在写于1951年的《野店》中，他写道：“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同年写作的《归航曲》中，诗人写下“我要归去了/天隅有幽蓝的空席/有星座们洗尘的酒宴/在隐去云朵和帆的地方/我的灯将在那儿升起……”如今，诗人归去了，他用写作点亮的灯，则在天空高高升起。

记者｜艾江涛

1999年6月，郑愁予在为三联书店出版的《郑愁予：诗的自选I》所写前言中，不无自得地谈到他的诗歌在中国台湾的广受欢迎：“1986年，台北《文讯月刊》（第22期）举行问卷调查，我被读者送到‘最受欢迎作家’诗类之首，也是所有文类作家中得票最多的人。问卷说，读者遍及各地区、阶层、行业以及生活形态迥异的‘族群’。……台北《中国时报》与花旗银行合选的‘影响中国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郑愁予诗集》是唯一被选入的诗集。”

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杨宗翰，著有《台湾现代诗史》。他在电话中告诉我，集纳郑愁予在1968年赴美之前创作大成的《郑愁予诗选集》（1974）和《郑愁予诗集I》（1979），是中国台湾出版界历来最为畅销且长销的个人诗选集，“后来能和比肩的大概就是席慕容的诗集。”然而，与席慕容的青春写作不同，郑愁予的诗受到贩夫走卒、年轻学子、文学研究者等各个阶层的喜欢，成为超越流行的现象级诗人。

郑愁予诗作的流行，与1970年代兴起的中国台湾民歌运动不无关系。1976年出生的杨宗翰对这些改编为歌曲的诗信手拈来：“郑愁予的名诗《错误》，被李泰祥改编成歌曲，那首《偈》则被王海玲改编成民歌。王海玲那张同名专辑出唱片的时候，由于‘偈’这个字不好认，还特别用注音符号标识，这也是注音符号第一次出现在唱片上。两首都是名诗，又被传唱一时。阿妹的很多歌都是张雨生写的，有一首《当我开始偷偷地想你》，第一句歌词“这次我离开你，应该有风有雨’，就是张雨生向郑愁予《赋别》中的诗句‘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致敬。张雨生自己的一首歌《发晕》，里面有句歌词‘一时之间我遗失了语言，除非是三月不揭的春帷’，同样是对郑愁予《错误》中‘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的致敬。”

除了歌曲传唱，1997年，郑愁予的诗歌《错误》进入中国台湾高中国文课本。自此，全中国台湾无人不读郑愁予，处处可闻“达达的马蹄声”。

《他们在岛屿写作：如雾起时》纪录片截图

这种流行，很快传到大陆。早在1980年秋天，彼时还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尚未开始写诗的陈东东，第一次读到的郑愁予的诗，正是那首《错误》。他告诉我：“1980年秋天，中文系教文学概论的老师在课上说他前几天刚读到了这首诗，将它抄在黑板上，又用他江南口音很重的普通话拿腔拿调地念了一遍。我模仿他搞笑，结果把这首诗给背了下来。它大概是我唯一能背的一首新诗。”“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写于1954年的《错误》，本是《小城连作》组诗其一。半年之后，陈东东开始创作诗歌，当年那首短诗留给他的印象至今深刻：“《错误》的确很有特点，那种跟古典文学很多牵扯的用辞和意象，那种带着二三十年代新文学汉语语感的韵律，那种特意将新诗做旧的拿捏，那种处理最传统的汉诗母题的文艺腔，那几个不可谓不新异巧妙、不可谓不具表现力的比喻，对那时候的我们，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1984年，诗人、译者李以亮当时还读高中，首次读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郑愁予诗选》。与陈东东相似，震撼他的还是那种与中国古典的对话。李以亮说：“用现代中文语感，去表现中国古典的精神，如果在现代与古典之间找到一个衔接的诗人，那个人就是郑愁予。”

郑愁予几乎是刚一出场，就显示出一种成熟化用古典传统的浓厚的抒情色彩，这让他在中国台湾现代诗运动中格外引人注目。

不像余光中、杨牧等中国台湾诗人，一手写散文，一手写诗歌，郑愁予很少写散文，除了少量序言和演讲，也很少谈及自己的写作。那还是在1976年，中国台湾诗人痖弦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陌地生”进修期间，与阔别八年的昔日诗友郑愁予，相约在爱荷华城见面，两人一起谈了半夜，才为读者留下一份郑愁予诗歌历程的记录。

郑愁予原名郑文韬，祖籍河北宁河，出生于山东济南。少年早慧的他，写诗、发表诗歌很早。1949年，当16岁的他跟随军官父亲跨海来到中国台湾前，已在《武汉时报》《笠报》等报纸的文艺副刊发表过多首诗歌。1949年5月，燕子社搜罗他已经发表过的二十几首诗，为他出版了一本名为《草鞋与伐子》的诗集。受到戴望舒等现代诗人的影响，定居中国台湾之后的郑愁予，对中国台湾早期诗坛并不满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在台湾出版的文艺刊物，里面也有诗，但是我很不满意这些作品，觉得比我以前读到的，甚至于比我自己创作的水准都要差，所以我没兴趣写了，但我仍在思索。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纯粹的文艺刊物——《野风》。”1953年夏天，正是在《野风》上，郑愁予发表了他到中国台湾之后的第一首诗《老水手》。

《他们在岛屿写作：如雾起时》纪录片截图

不久，中国台湾现代诗运动兴起。现代诗派的领袖纪弦，主动写信约郑愁予见面。1953年纪弦创办《现代诗》季刊，郑愁予顺理成章成为现代诗派的一员。不久，《蓝星》创刊，次年3月，由覃子豪、钟鼎文、余光中等发起成立“蓝星”诗社。1954年，在中国台湾南部左营的一批军中诗人洛夫、张默和痖弦发起创世纪诗社，出版《创世纪》诗刊。中国台湾现代诗运动中的三大阵营人马齐集。

那时中国台湾的年轻诗人们，普遍受到纪弦诗歌主张的影响。痖弦在回忆录中写道：“纪弦对我们年轻一代是点火者。他把火点了以后便不管了，学生辈能燃烧多久、多灿烂，是个人才华的事儿。”纪弦主张现代诗的精神是横的移植、不是纵的继承，他认为现代诗不是继承汉唐的传统，而是从以法国为主的、波德莱尔以降的文艺美学汲取营养。在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如雾起时》中，郑愁予回忆起那段时光说：“我们讲的横的移植，纵的继承，是在形式上。”

《他们在岛屿写作：如雾起时》纪录片截图

杨宗翰曾写论文分析洛夫、余光中与郑愁予三位“跨海”诗人的古典意识，他谈到在1970年代中国台湾面临的一系列外交变局，让作家们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也让他们开始重视与肯定传统文化。面对一批新兴诗人重振传统文化、回归乡土和关照现实的写作主张，洛夫、余光中、郑愁予等前辈现代诗人开始反思1950年代创作中过于强调“横的移植”的倾向，在诗作中不断汲取中国古典文学的典故、意象乃至诗意，作为回应。然而，比起洛夫与余光中，郑愁予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转向，他的写作，似乎从开始就既是那么现代，又是那么古典。用深受他影响的诗人杨牧的话说，“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自从现代了以后，中国也很有些外国诗人，用生疏恶劣的中国文字写他们的‘现代感觉’，但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形象准确，声籁华美，而且是绝对地现代的。”杨牧的这段评价，日后被广泛征引，成为人们认识郑愁予诗歌的不刊之论。

杨宗翰为我分析郑愁予诗歌何以如此流行时，也谈到他的诗对古典意蕴与现代形式的完美融合：“他的诗声（声音）与情（情感）的紧密度很强，非常难以翻成外文；郑愁予是调控节奏、句法的圣手，特别是对句子中虚字的应用，简直一字不可更易。比如‘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用好几个‘的’字，造成一种停顿的节奏，效果非常好。他的作品中有古典文学中强烈的浪子意识和游侠情怀，不拘一地，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2018年，在《朗读者》第二季中，郑愁予唱了自己的那首《偈》：“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空间的歌者，/宁愿是时间的石人。/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地球你不需留我。/这土地我一方来，/将八方离去。”这首诗中，正可看出郑愁予身上那种强烈的浪子意识。

图源：《朗读者》

1968年，郑愁予参加聂华苓和丈夫保罗·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从此居留美国，他的写作也自此分为两个阶段。杨宗翰将1980年出版的诗集《燕人行》和1993年出版的诗集《寂寞的人坐着看花》视为他第二阶段的代表作。“郑愁予前一阶段的诗，是大家公认的抒情诗，又与古典的对话，还有少年情怀，但哲思表达的深度还不够；第二阶段的诗，用中文的诗的语言，表达苦闷深沉的家国之思，写得更长，实验性质更为明显。”杨宗翰说。

不过，杨宗翰谈起郑愁予去美国之后的写作多有失落，在他看来，与洛夫和余光中相比，郑愁予在中晚年以后，由于生活环境稳定，外部刺激减少，诗作较少曲折的变化。只是，当我读到郑愁予在1976年与痖弦的对谈后，开始理解杨宗翰所说的缺乏变化，恰是他口中颇为自觉的一贯：“有许多人问过，为什么我写诗能够持续一个一贯的风格，我想这和一个人基本的气质有关。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样东西，像声音，只要你反复诵念，你的声音就会帮助你进入一个像涅槃一样的境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节奏，这种节奏每个人不同，我发现属于自己的是一种安静的、没有动乱的节奏，一种有永恒感的境界。我便在这个基调上写我的作品。当然，我可以任意换一个基调，但是结果我还是觉得原来的基调舒服，那么为什么我要白费力气去另外找呢？况且在原来的基调上，我还没有把作品发挥尽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的基调一直没有改变。”

陈东东告诉我，昨天晚上，他又重读了一遍郑愁予的《错误》，突然联想到张枣的《镜中》，“可能觉得二者的诗趣颇为接近。两首诗的结构也是一样的，声音和情调方面，也有相似处。关键是，它们的美学取向和追求很一致。我不确知张枣写《镜中》之前是否读到过《错误》或郑愁予的一些诗，不过依照博尔赫斯《卡夫卡及其先驱者》的罗织法，不妨说《错误》是《镜中》较近的先驱。而这两首诗，我想，必定有它们共同的先驱，以至可以追溯到《诗经》。”

现在看来，那种面向情感，面向自然，面向永恒的写作，纵使在时间的快马中，也让我们像感受星眸一样，时常感到它们的闪烁。

（感谢简文志、王璞对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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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小雅/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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