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岩松和演员黄渤在《狂想之城》第二季

图源：《狂想之城》第二季

文｜李靖越

2025 年底，深圳湾文化广场正式开放。与其说这是一栋供人参观的建筑，不如说它更像一个被人占据的场所。市民从傍晚就开始向海边移动，直接走上屋顶，在草地上坐下、停留、拍照，甚至并不在意脚下是一座十几万平方米的美术馆。

这座建筑很快成为中文互联网上讨论度最高的公共场景之一。被转发最多的，并不是建筑师的结构图或者空间理念，而是一张照片：透明天花板之上，保洁阿姨在打扫，天花板之下，人们抬头拍照。这种闲暇的诗意，在这座忙碌的城市中显得稀缺。与此同时，关于这里的施工细节、使用方式、开放尺度的讨论也持续出现。

对于设计它的人来说，这样的反馈并非完全在预设之中。马岩松将深圳湾文化广场视为自己处在“重要城市、重要位置、关键功能”上的实践，也是他近年作品中受到高度关注的一次。但比起建筑的“成功”，现在更让他在意的，是这栋建筑是否真正进入了公众的日常之中。

许多人对马岩松的印象，仍停留在职业早期其颇为睥睨的姿态。“其实现在我比以前更在意‘对话’。”他说，“以前可能目标更多是表达自己，现在会更关心反馈。我更在意人们走进去之后，愿不愿意留下来，会不会反复回来。”作为最早以国际化表达被广泛认知的一代中国建筑师，他始终保持着鲜明而稳定的个人语言；只是他所面对的城市、业主与公众，早已不再等待建筑师给出单一、宣言式的答案。

“建筑明明和人的生活这么密切相关，但大家现在不关心它了。”在马岩松看来，建筑正在公共层面逐渐失语。“公共讨论的重心不断转移到 AI、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而建筑却仍然停留在结构、规范、材料和指标的专业语言中，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脱节。”这种断裂，成为他近几年工作转向的重要背景。

当建筑越来越难以依靠自身进入公共讨论，建筑师必须主动寻找新的叙述方式。比如，拍一部由建筑师主导、以漫游城市和对谈人物为核心的节目，这个赛道几乎不存在，但放在马岩松身上，却可以成立。节目里，他像一位“建筑版的许知远”，带着观众在不同城市漫游。同行的嘉宾，看上去都是与建筑不太有关系的人，包括歌手老狼、演员黄渤和马思纯。

与传统建筑事务所“传道”所作的画册、展览或学术出版不同，《狂想之城》几乎放弃了对建筑知识的直接讲述。相较于第一季更多围绕马岩松熟悉的城市与项目，第二季明显向前走了一步：他横跨亚、欧、南美三大洲，与不同背景的嘉宾同行，让建筑退居为经验发生的背景。

在里约热内卢的一集中，他与老狼一同拜访了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的建筑与家人。对马岩松而言，那并不是一次完成任务式的拍摄，更像是一封迟到的回信。早些年，马岩松曾收到过尼迈耶的来信，他因自己的年轻始终没有回复，这件事像一个心结，多年之后才被这趟旅程重新打开。尼迈耶活了一百多岁，如今已然离世，于是“时间”成为这一集真正的主题。建筑看上去接近永恒，但人的人生却始终有限。谈到最后，建筑知识逐渐退到后面，留下的反而是每个人都能代入的感受：如何理解时间，如何面对遗憾，又该如何补上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

这种将建筑从知识层面重新拉回生活经验的方式，在随后的旅程中被不断放大。作为典型的宜居城市，哥本哈根并不依靠宏大的建筑姿态取胜，而是在细节中构建日常的舒适与尊重。与演员马思纯同行时，话题自然转向自由、生活方式与亲密关系。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里，艺术欣赏与漫步在景观中自然衔接，几乎不需要被提醒“这是一个建筑”，城市理想在这里更像一种被身体感知到的生活方式。由此展开的，是“我们能否与地球更温柔相处”的提问。

而当视线回到上海，马岩松与《繁花》的作者金宇澄一同登上城市的屋顶时，城市更新的问题变得更加具体。福州大楼天台上，一侧是老上海风情的十字路口，另一侧则是晾晒的衣物与“陆家嘴三件套”构成的奇异并置；从中央大旅社屋顶望去，弄堂的瓦片屋面与 CBD 的玻璃幕墙在同一视野中叠合。城市在新与旧之间反复折叠，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这并不只是建筑行业内部的问题，也许一个生活于此的写作者，早已在日常中触摸过它的肌理。

建筑建成，

它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与此同时，马岩松并没有从专业体系中“退场”。在欧洲，他主持设计的鹿特丹移民博物馆正式开幕，这是一座围绕身份、流动与公共记忆展开的当代机构；在中国，深圳湾文化广场迅速成为被使用、被讨论的公共场景；年底，他还成为创刊近百年的《Domus》首位中国主编，进入全球建筑话语的判断体系。

马岩松越来越不像一个只存在于建筑新闻里的人，但他的自我描述，却与外界的想象并不完全重合。“没人相信我是社恐。”他说，“太合群，也不太爱社交。所有社交我都当成工作。”为了工作，i人也要开口说话。这从侧面说明了，在今天，建筑师想让作品真的被理解、被使用、被继续谈论，沟通不再是附加项，而更像交付链条的一部分。

这并不难理解，建筑史上的大师几乎都深谙传播之道。柯布西耶20多岁就写出《走向新建筑》，赖特提出“草原住宅”，密斯留下“Less is more”，包豪斯、新陈代谢都把建筑当作改变时代的观念工具。“只要我们叫得出名字的建筑师，其实都在传播上费了很大功夫。”马岩松说。他正担忧如今的建筑学“忽视了人的情绪和精神”，陷入结构、材料、比例的专业化语言里，却不再谈人如何在城市里生活、如何被空间影响。“这样下去，年轻人也不太愿意把它当作有理想的职业。”

 “我觉得建筑是离生活最近的。”他说，“音乐、文学、绘画都还有一点距离，你可以选择听不听、看不看。但建筑不是，你每天的吃喝拉撒、见朋友、看世界，都是在空间里发生的。”

很多年前，在工作室刚成立不久的一次清晨，马岩松在首都机场见过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天还没亮，两位已经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背着大图筒，站在登机口前等摆渡车。那是他们为鸟巢项目奔波的阶段岁月。

当时的马岩松感受到一种更具体的错位感——他们已经站在建筑专业的最高位置，却仍然需要亲自出现在这些看似琐碎、甚至有些尴尬的现场。后来他才知道，那天恰好是圣诞节。赫尔佐格第一次没有在家过节，专程飞来北京参加鸟巢的开工仪式。仪式现场摆着二十多把铲子，却没有他们的一把。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荣耀的场面，更像是一个被忽略的侧面：建筑真正进入世界的过程，并不总是站在舞台中央。多年以后再回想这个画面，马岩松并不把它当作建筑师的宿命，而更像一种职业的现实状态。建筑并不会因为完成了设计就自然成立，它需要不断被带到现场，被放进复杂的现实关系中，被反复解释、协商和等待。

某种意义上，马岩松类似《狂想之城》的尝试并更像一种姿态：当建筑不再自动进入公共话题，建筑师是否愿意主动走出去，承担起解释、沟通与连接的工作？它未必能立刻改变什么，但至少提示了一种可能性：在公共话题不断迁移的时代，建筑是否还能被重新放回人的经验之中，或许不只取决于建筑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并不是建筑之外的附加动作，而是建筑继续存在于公共世界中的一部分劳动。

运营编辑：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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