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利的老家位于诸暨市安华镇球山村，距离诸暨县城和金华市都只有20到30公里。在球山村，许是大姓，村民们从80年代开始外出谋生，获得财富后都会选择回到村里建房，村里还保存着年代久远的许家坟地（蔡小川 摄）

文/吴琪  王海燕  驳静  吴淑斌

从鱼粉生意开始

40岁之前，许国利的谋生之路不算顺畅，即使在老家诸暨安华镇的球山村，许国利也是命运不济的。朋友形容他，“没有本钱、没有人脉，从小没娘，谁也依靠不了”。他一直在谋出路，曾到福建当过三年工程兵，回到村里没做什么给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接下来就开始了“四海为家”的闯荡。

村里人形容许国利的“四海为家”，一点浪漫的色彩也没有，它更多的是一种底层农民为了讨生活的事实描述。许国利做过很多活计，但什么都做不长久，挣不到钱。“从小就没了妈，反正家里没有什么牵挂。哪里有好一点的机会，他就到哪里去。”在很长时间内，许国利都在打工者和小老板两个身份之间切换，打工攒下一点本钱开始做小生意，亏了又需要去打工。

当故事讲到许国利，再无法套用前面那些拆迁村庄的群体叙事，被拆迁的村民们坐在命运大船上，等待财富降临，而许国利是在大海里拼命游泳而不让自己沉下去的个体。没有个体面目的拆迁群体，他们演绎的是在十几年内几近凭空获得大量财富并且试图使之延续的故事，但许国利，需要从最底层的乡村，一路往上突破。

到了1996年左右，许国利开始在上海做鱼粉买卖。为什么从鱼粉开始做起呢，因为这在养鸭这个产业链里，本钱是最小的。许国利一直是缺钱的。他跟着小货车去温州洞头那边进货，把鱼干运到上海，再找有机器的厂子来粉碎，将鱼粉卖给养鸭户。这样的小本生意，许国利手上只要有两三万元，就能转起来。

他这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老婆是台州人，朋友形容她，“人长得高大，但性子非常温和”。许国利的鱼粉生意很一般。他有了儿子，但一家三口人刚够吃饱。不过许国利是个出门讲派头的人，朋友形容他，“出门是很有气势的，像个领导，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不像是底层打拼的人，他外在形象上是讲究的，再加上他能说会道，显得很能分析事情。

鱼粉生意的本钱小，但市场也小。那时候的养鸭户主要给鸭子喂饲料，外加新鲜的鱼，鲜鱼不够，才用鱼粉补充营养。鸭饲料的市场则要大得多，但是本钱与鱼粉不是一个级别。

做过养鸭生意的人向我们介绍说，卖鸭饲料的，首先要有足够的钱让养鸭户赊账，叫作“铺底”。行内都有“压一车”的规矩，饲料厂先压一车饲料在养鸭户这儿，蛋鸭和肉鸭需要的饲料也不一样。等肉鸭吃了饲料确实长肉、蛋鸭下蛋不错，才付钱。这一车饲料可能有100包，每包50公斤。“你们想想，如果一户养鸭户向他赊账5000元，20户就得赊账10万，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了。没有一点本钱的人，想都不要想做饲料生意。”

许国利平时显得对人很客气，总是笑眯眯的。楼可萍说，大家作为老乡，看他一家三口过得勉勉强强，能帮一把是一把。

夏日傍晚，三堡社区的居民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景御桥休息。景御桥距离运河并入钱塘江仅有1公里，算是运河的南端起点，90年代运河治理也是三堡村拆迁的原因之一（蔡小川 摄）

所以许国利尝试做饲料生意后，同样来自球山村的许生伟和楼可萍两口子会马上给现金，没有像行内规矩那样压他一车货。“现金的话他就能转起来，钱滚起来很快的。一天如果有个5000块钱，当中能挣个几百块，收入比养鸭要好一点。但是他没那么稳定，很苦很累的。自己开车、装卸都是力气活，还得说好话。比如他来到我们这里，他说要做这个生意，肯定要说好听一点。要我们帮他的忙，让他赚一点钱。为什么有的人能做这个生意，有的人不能做，因为要拉得下这个脸。”许国利为了生活拉下了脸，但他只要出门在外，总是显得很精神，气派堂堂地与人打交道。

2000年左右，许国利开始自己养鸭了，他在养鸭的产业链条上，又向上迈进了一步。养鸭的起始资金需要十来万，许国利挣了一点钱，再加上做饲料生意能够向饲料厂赊账半年，“这里赊一点，那里欠一点，事情就做起来了”。他终于进入养鸭老乡的序列。

虽然跟养鸭生意打交道好几年了，但是许国利自己上手养鸭，发现事情并不容易。养鸭户要熟悉鸭子的生活作息规律，要能给鸭治病，也要谙熟市场规律。诸暨市兴达养鸭专业合作社的汤建中，从父亲一辈就开始养鸭，他说，养鸭能手能从几千只鸭子中看出来，哪些鸭子的后代会特别好。同时也得精于计算蛋料比，投入多少饲料，能得到什么结果。肉鸭是肉鸭的配料，蛋鸭是蛋鸭的配料，怎么投放，你得心里有数。但新手就没有这些经验。

市场行情总在变，怎么做决定才能利润最大化，也是门学问。比如有可能今年上半年鸭子刚开始下蛋，行情变好起来了，几个月一下子挣到十几万。不然就算鸭子生蛋生得好，鸭蛋价格很便宜，还是会亏钱。到了冬天，下雪了天冷了，鸭蛋生不下来，价钱又便宜，养鸭户就可能每天都是亏个上千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