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章家坝过渡安置房社区，这片社区在2003年章家坝拆迁后就建了起来，有的村民已经在里面居住了10多年。2019年最后一批安置房统一发放后，绝大多数居民都已经搬走，如今留下来的寥寥几家，都是在补偿和安置问题上与政府尚未达成一致（蔡小川 摄）

文/吴琪  王海燕  驳静  吴淑斌

住回三堡，外来户的自觉

在诸暨火车站坐上动车，仅仅一站，20分钟就能到杭州东站。城际铁路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通勤时间。反倒是从球山村到诸暨市里头，花费的时间更长。当40多岁的许国利，开着红色的夏利轿车，带着城里老婆来惠利和小女儿回村探亲时，只有他知道，这一路100多公里，从杭州到诸暨市、安华镇、球山村，对于一个曾经缺乏资源又总是运气不太好的人，每一个行政阶层的跨越，到底有多难。

如今在国道235或沪昆高速两侧，农民们建的两三层小洋楼一栋接一栋。曾经在浙江农村建房风靡一时的罗马柱过时了，现在的风潮，是在三角屋顶的顶端，树立一根一米来高的银色金属杆，上边像穿糖葫芦一样，穿起几个银球，据说这是“避雷针”。有了钱要回家造房，这在农村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使房子平时可能没人住。

从上海养鸭回杭州后，来惠利的新家庭住进了她过去生活的“套子”里——三堡北苑。来惠利留给三堡人的印象，是拿走了婆家拆迁的钱，女儿留给婆家养，只顾自己。许国利在三堡的身份就更为尴尬，这里对外来男性的冷嘲热讽，就一直没变过。

在三堡和章家坝，我们采访的几个入赘女婿，都自称有着“外来户的自觉”，和村里人来往少。哪怕他们户口是城市的，结婚的时候是有优势的，随着拆迁利益变大，他们随老婆把户口迁到村子，也被拆迁村子看不上。入赘女婿很少与村里人直接打交道，一位娶了三堡女性的退休工人住在三堡，但每天去几公里外的地方找人下棋，问他为什么，他说“下棋是需要智慧的”。这句揶揄，应该是他为数不多的能够骄傲一下的时刻。

球山村老桥上的石狮子和老人（蔡小川 摄）

更不用说许国利的处境了。连许国利在球山村的朋友也说：“如果是我老婆跑了，还把野男人带回村里来，那我能让他们好？我见一次打一次，我看你还敢不敢出现在这里。”

来惠利的新家庭住进三堡，是摆脱不了道德压力的。两个人在上海鸭棚里体会到的飘在半空中的爱情光芒，在三堡的现实里，被打落到了地面。三堡人在忙什么呢？他们仍然以优越的姿态，审视着拆迁中不断落实的利益。户口迁进这里仍然是香饽饽，三堡社区忙得像美国移民局审查非法移民似的，一再审查再婚人员。

社区工作人员小沈参加过对再婚人员的“五方会审”，他告诉我们，挺神秘的，事先不说地点在哪儿，临了收到地址，一组人关在房间里审材料。全村千余户，人口有六七千呢，江干区国土局、农居建设管理中心、四季青街道和三堡社区，以及四季青派出所，这是五方参与会审者。后来五方还觉得不够，又变成七方，增加民政局与“钱江新城”，后者是三堡地块的建设主体。民政局会突然上门查看再婚夫妻，分开夫妻两个，分别问些秘密问题，比如说拿出一件衣服，问是否属于配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