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顿

11月13日，新华社发出通稿称，中央军委日前印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纲要（试行）》，并说《纲要》“对巩固深化领导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成果，对推动我军联合作战能力解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及《纲要》将于2020年11月7日起施行。看到这则消息后，我就想到前几天被问到的同一个问题：11月9日特朗普突然解雇了美防长埃斯珀，在军事上对中国算不算是个“利好”？由此我就确定了这篇专栏的标题。

要解释这个标题，还要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顿（John Hyten）9月9日在一次国防部人工智能研讨会上的讲话说起。当时他说，参联会正准备将一个新“联合作战概念”（JWC）在年底前提交给防长埃斯珀。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说，新“联合作战概念”的惊人之处在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消除了我们一生都要面对的战场上的所有障碍。很显然，鉴于埃斯珀已被特朗普解职，现在海顿不可能把埃斯珀担任防长一年多来最重要的“军改”成果交到他手上了。而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军方最新“军改”成果的《纲要》却马上要开始实施了。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鲜明的“时间差”，才让我确定了这期专栏的标题。那么“联合作战”对于军队的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说，在国家财政资源越来越多地向经济社会发展倾斜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军队，特别是大国军队要想在国防预算限制的条件下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通过“军改”来确立各军种之间密切配合的联合作战模式，是一个必经路径。比如，二战后美国深感其军队在联合作战能力方面的缺失后，于1947年推出《国家安全法》、1958年推出《国防重组法》和1986年推出《戈德华特－尼克尔斯法案》，都是为了塑造和提升军队的联合作战能力。同理，中国刚刚由中央军委批准的《纲要》，也是军方在经过了近5年“军改”后推出的一部“着眼构建联合作战法规体系、立起基本概念、确立基本制度、明确基本权责”的“新时代作战条令体系的顶层法规”文件。由此来看，鉴于美国防部包括防长、副防长等多名高官的“非正常离职”，是否就意味着给了中国军方在《纲要》上一次赶超美军方新“联合作战概念”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