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誉舒的遗像摆放在老屋里，徐远侠常常回来整理儿子的遗物

摄影/猪儿虫

儿子去世后这一年

大儿子徐誉舒出事后，徐远侠夫妇带着小儿子搬离老屋，另租了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两居室。

老屋位于重庆老城区，是上世纪的建筑了，水泥楼梯狭窄，屋内家具和装修风格都十分陈旧。夫妻俩在客厅里布置了一个小灵堂，摆放徐誉舒的遗像，紧挨着遗像的是两排徐誉舒生前看过的书和一墙奖状。屋里充斥着儿子生前的痕迹，孩子母亲胡春彦不愿意常回来，父亲徐远侠每周独自过来打扫卫生，逢初一、十五给儿子上香，陪他说说话。

2019年11月13日，18岁的高三学生徐誉舒从学校五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近一年后，他的遗体仍停放在殡仪馆内未下葬。在与学校的沟通中，学校的负责人多次劝徐远侠，让徐誉舒“入土为安”，但徐远侠觉得，“他安不了，他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怎么能够火化？”

在过去的一年里，徐远侠不停地思考，徐誉舒这样一个“天才少年”，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死亡？他几乎每天都待在家里，整理遗物，收集导致儿子死亡的“证据”。在复盘了徐誉舒成长的点点滴滴后，徐远侠认为儿子的死亡逻辑是这样的：因为优秀，在学校里被嫉妒，进而受到校园欺凌，而“唯分数论”的教育环境让儿子的“天才”得不到舒展，双重影响下，苦闷的孩子慢慢走向抑郁、死亡。他记录下许多细节，证明“儿子被欺凌过”：小学时，有同学在徐誉舒的同学录上写着“自大狂”“你太懦弱”“半阴半阳”等话语，初中时徐誉舒的运动服曾被撕成一缕一缕的。儿子去世后，他还在网上看到，有人爆料徐誉舒初中时因为偏阴柔的个性和打扮，曾受到性侵。徐远侠为此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但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

这让徐远侠夫妇无法接受，他们需要“一个说法”，需要学校对儿子的自杀作出解释。在徐远侠看来，儿子的死是一个“大冤案”，学校却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一个大活人，那么优秀的孩子交给学校，现在叫我去收尸，那是不可能的”。

在一张徐誉舒生前留给父母的明信片上，写着一句话：“我没有感知美好的能力，即使我知道它们存在于我的生活中。”徐远侠更看重后面半句——他认为这证明家庭给予了孩子足够的爱与陪伴。“我给他营造了一个小空间，像一个小温室，他成长得很好。后来，他回到那种乌烟瘴气的教育环境下，最后活不下去了。我呼吁的是，大环境需要改善，让这种与众不同的孩子能够有阳光，有一口空气。”徐远侠说。

孩子去世后，徐远侠曾到北京拜访高校教育研究者，还和几位大学心理学教授联系，希望把徐誉舒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详细剖析他的成长过程和心理变化，以此唤起人们对校园欺凌，乃至教育制度的关注。在我们第一次电话沟通的40分钟里，徐远侠提到了五次“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被认为是这个著名科学家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抨击和诘问。徐远侠认为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自己孩子的案例：“徐誉舒本来应该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丰碑。这么优秀、这么好的苗子，把他教死了，这不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吗？他警示我们，‘钱学森之问’究竟还有没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