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饥饿游戏》剧照 )

公元2016年，距离《1984》中“老大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32年，距离《美丽新世界》中的福特纪元632年还有5个世纪，在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中，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主动对抗三体人的“危机纪元”，郝景芳《北京折叠》中老刀所在的折叠时空，好像近在咫尺。

在时间刻度上曾经专属于未来向度的科幻小说，掉转车头，正逐渐与现实相向而行，“未来号”高速列车带来的异常气压正一阵强过一阵地袭来。19世纪科幻大师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旅行》目的地是802701年，这随机的一串六位数与其说是个年份，不如说是未来的抽象性之体现。进入20世纪后，科幻小说的年份设定越来越“保守”：1949年乔治·奥威尔将极权式的可怕未来定义在区区35年之后；1968年亚瑟·克拉克想象中酷炫的太空漫游发生在33年之后的2001年；金·斯坦利·罗伯逊始作于90年代的《火星三部曲》中，人类在2026年就将启动全面火星移民计划。科技未来的朦胧美感，正被一种具体的压迫感取代。这种焦虑感，正是所谓的“反乌托邦”冲动。

2016年8月，《北京折叠》继《三体》之后成为第二部获得雨果奖的中国科幻小说，也让其作者郝景芳成为继刘慈欣之后又一位畅销的中国科幻作家。中国科幻小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关注度，但这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硬科幻”想象力有所飞跃，还与故事中映射的“软现实”有关。无论是提及“文革”的《三体》，还是在未来语境中描写了中国阶级困境的《北京折叠》，都提醒我们：现实永远与未来缠扰在一起，现实打在我们身上的烙印正越来越清晰地投射在未来的图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