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村上

2011年，《纽约时报杂志》评论员萨姆·安德森赴日本采访村上春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村上春树狂暴的想象力》，他在文中说，村上春树堪称日本面向全世界的“首席想象力大使”，是数百万读者了解村上的祖国的结构与形状的主要来源。

2015年，村上春树被《时代》周刊列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小野洋子撰写的评语说：“我很高兴村上被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100个人之一。他配得上这一荣誉。他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和同情心的作家。他是一位日本作家，虽然他在美国度过很长时间并在国际上广受称赞，但他和他的书是日本的产物。”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又译《身为职业小说家》）一书中却说：“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国的人，反倒觉得（自己的）世界主义倾向更为强烈。”

村上一直否认他受过日本作家的影响；他甚至在职业生涯之初说过，他要逃离“日本的诅咒”。少年时期，他是通过着迷地阅读西方小说家的作品来形成他的文学感受力的：欧洲经典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狄更斯，尤其是几位20世纪的美国作家，他终生反复阅读，包括雷蒙德·钱德勒、杜鲁门·卡波蒂、菲茨杰拉德、理查德·布劳提根、库尔特·冯内古特。

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只有130页，但书中提到了各种西方文化的典型：灵犬莱西、米老鼠俱乐部、《热铁皮屋顶的猫》、歌曲《加州女孩》、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法国导演罗杰·瓦迪姆、鲍勃·迪伦、美国歌手马文·盖伊、“猫王”、《花生》漫画中的小鸟伍德斯托克、美国导演萨姆·佩金帕、美国民谣三重唱组合“彼得、保罗和玛丽”等等，书中没提到任何日本艺术作品（至少在英译本中是这样）。

2011年，《金融时报》编辑戴维·皮林撰文说，村上春树的小说风靡全球。“他的小说是非日本的，他小说中的人物更喜欢吃比萨而不是寿司，更有可能穿T恤衫而不是和服。跟创作他们的人一样，他们听爵士乐、读美国小说，不会经常鞠躬、脱鞋。他的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孤独、漂泊、古怪的人，他们经常在夜里或者社会的黑暗层面活动。他们早就厌倦了无止境的经济增长，转而从其他方面寻求意义：性或者哲学，神秘的事物或者法国烹饪。他说在他的成长时期，他不喜欢日本社会，像一个中途放弃的人，想离开。他就这么做了，先是逃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冯内古特的小说中，接着是日本的地下音乐现场，最后在他30多岁时，在美国待了8年。正是他对日本事物的漠视甚至蔑视导致他在国内如此流行。因为许多日本人渴望一种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另类的观点。”

村上的译者杰·鲁宾说，村上的日语有一个特点，读起来就像是从英语翻译过去的。萨姆·安德森说：“可以说，翻译不仅仅是村上作品的组织原理：他的小说不仅是翻译过来的，而且是关于翻译的。他小说的情节标志性的乐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情景（搭乘电梯、煮意大利面、熨衬衫）突然变得非常奇特（一个神秘的电话，掉进一个神奇的井里，跟羊人聊天），一个人物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被迫在两种现实之间思考。村上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进行翻译：普通的和离奇的、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乡村的和城市的、男性的和女性的、地上的和地下的。每天早上，坐在书桌前，村上变成了一个村上式的人物：一个钻进了他的潜意识洞穴中的普通人。”

村上说：“我住在东京，一个文明世界，跟纽约、洛杉矶、伦敦和巴黎一样。如果你想发现一个神奇的地方、神奇的东西，你只能进入你的内心深处。我就是这么做的。有人说这是魔幻现实主义，但在我的灵魂深处，它就是现实。没有魔幻。我在写作时，它非常自然，非常符合逻辑，非常现实、合理。”

杰·鲁宾在《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一书中说：“村上春树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浅薄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没有假冒的理想主义，只有一种深切的感受：生命具有无穷无尽的有趣性。他的小说中充满了自杀、暴力死亡、绝望，以及对这个世界及人类的生命都是虚空、毫无意义以及对所有的现实都不过是个人记忆的综合的确信。然而，村上春树接受人生虚空的镇定从容，他能在人生荒诞中寻得丰富的幽默以及他要不断学习这个世界并始终对日常生活中的终极神秘保持开放的心胸的决心，都使他不致堕入虚无或悲观主义。若说果真有主义存在的话，那就是存在主义——完全地、诚实地确信生命就是我们亲手创作出来的模样。一部村上的小说或许会迫使我们去体验黑暗，但其结局永远都不阴沉。”

2010年，英国作家蒂姆·帕克斯在《纽约书评》网站上撰文说，“新全球性小说”都非常枯燥无味：“因为全球化的加速，我们在走向一个文学的全球市场。人们日益觉得，一个作者要想被视为伟大作家，他或她就必须是一个国际的而非全国性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欧洲、非洲、亚洲和南美作家认为，如果他们不能触及国际受众，他们就失败了。一些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作家因为没找到英文出版商而感到失望；有趣的是，他们抱怨说，这一失败会反射到他们在国内的声誉：如果其他地方的人不想看你的书，你就没那么好。今天一部小说甚至其开头刚写好，就能传给世界各地的出版商。读者拿起一本丹·布朗的《消失的秘符》，或最新的《哈利·波特》，或者埃柯、村上春树、麦克尤恩的著作，他知道世界各地的读者都在读同一部作品。读者买了这本书，就成了一个国际群体的一部分。这种感受强化了这本书的吸引力。”

为了国际读者而写，作家就会倾向于去除那些会妨碍外国读者理解的障碍，使自己的语言保持简单。帕克斯说，村上春树的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背后的想法很迷人：当你最亲近的朋友不加解释地把你从群体里赶了出去，你该怎么办？但是他的叙述从头到尾都枯燥无味。村上则认为他并没有为了迎合外国读者而改变自己的语言：“我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什么外国文学的翻版。还自以为在积极追求和探索日语这种工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