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两种操作方式的争论与我自己的左右思量中，我最终站在了李鸿谷一边，选择李鸿谷带领的团队为主要发展方向，苗炜的团队屈居辅助位置，这就有了2001～2002年的反贪影响力提升期。

于是，在两种操作方式的争论与我自己的左右思量中，我最终站在了李鸿谷一边，选择李鸿谷带领的团队为主要发展方向，苗炜的团队屈居辅助位置，这就有了2001～2002年的反贪影响力提升期。

重新讨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本杂志与他倡导的生活”，应该是在这种关系反思中所确立的生活。

一个人对自己原有能力的突破，必须建立在拓展自己视野的基础上，李鸿谷的优点恰在于此。2004年他做了一个封面《凡人赵忠祥》，当赵忠祥希望借助一个媒体叙说他与饶颖关系时，他精心设计了上百个问题，那个采访过程也就成为探讨采访技巧的精彩案例。而我对他刮目相看的，则是为改革开放25周年纪念而作的《邓小平的1979：和平崛起元年》。从体裁说，这实际是读书笔记——通过大量阅读来形成再叙述，但因为带着问题，阅读就变成思索的过程。我一直很鼓励用读书笔记这种方式，在自己视界不够的时候，可借用他人的视窗，来达到交出自己答卷的目的。这个封面意味着我们真正有了可讨论时政的能力，也让我看到了重读历史可能成为推动周刊影响力

一个人对自己原有能力的突破，必须建立在拓展自己视野的基础上，李鸿谷的优点恰在于此。2004年他做了一个封面《凡人赵忠祥》，当赵忠祥希望借助一个媒体叙说他与饶颖关系时，他精心设计了上百个问题，那个采访过程也就成为探讨采访技巧的精彩案例。而我对他刮目相看的，则是为改革开放25周年纪念而作的《邓小平的1979：和平崛起元年》。从体裁说，这实际是读书笔记——通过大量阅读来形成再叙述，但因为带着问题，阅读就变成思索的过程。我一直很鼓励用读书笔记这种方式，在自己视界不够的时候，可借用他人的视窗，来达到交出自己答卷的目的。这个封面意味着我们真正有了可讨论时政的能力，也让我看到了重读历史可能成为推动周刊影响力

它有赖于团队中始终能有一种追赶的力量在层层推动，这种追赶的力量必须来自新的因素，只有新的因素才能成为新的生产力。

主编的工作除了发现，还需要调度——使得他们能饶有兴趣地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域，这才能超越枯燥的工作的苦役。

一本杂志的容量，在于它能拥有多少个各自独立操作、能区别于他人的个体，这种个体越多，各自提供的差异性越大，对读者的吸引力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