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夏，周刊每周二下午的选题会 )

1998年，进口大片《泰坦尼克号》票房超过3亿元，本刊编辑部里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执，主编朱伟要求一位年轻记者批评这个电影。年轻记者写出了报道，老朱不满意，耳提面命一番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批评，记者改了一遍，老朱依然不满意，大叫，我们不能给好莱坞唱赞歌，你这样写，我就不发！年轻记者也很倔，她说，我只能这样写。不知道为什么，这番争执在我脑子里印象深刻，后来，我渐渐明白，这是两种裁判原则的争执。以往，文化裁判是要做价值判断，而新的裁判标准是什么东西“受欢迎”。现在，那些“受欢迎”的东西占据上风。有一位艺术评论家曾经这样说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他说，人们去那里只是顺便去看展览的，就像顺便上趟厕所一样。那篇文章的标题叫“Welcome to Funhouse”，我们目前就处在一个巨大的Funhouse中，什么东西都要“有趣”、“好玩”、“有娱乐性”，还要有“传播力”。1998年的《三联生活周刊》还比较严肃，但一本杂志也是一个买卖，我们得做点儿“有意思”的封面故事。

那一年6月15日的封面是《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性的事》，杂志出街，就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大意是不应该这样随便地谈论“性”。那一期封面是个外国女郎，做出脱衣服的姿态，但一点儿也不暴露。据说，这本杂志打开了周刊的销售渠道，以往我们要向各个书报亭推销自己的杂志，此期杂志过后，书报亭的主人都踊跃进货。那时候市面上的杂志还相对保守，封面女郎不会太暴露。有一次我意外得到一本台湾版的《柯梦波丹》（Cosmopolitan），惊讶于那本杂志的尺度，将好多页复印下来做业务学习。

隔了10多年，再翻看《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性的事》，赫然发现，记者署名应该都是假的，“袁鸣”、“张进”，这两人是谁啊？记者采访了七八个人谈论自己的性经历，最后署上了两个笔名。那些“性经历”，只是一些“性关系”的经历，还不如叫“情感经历”更确切。他们没有触及“身体”，没有细节，甚少欢娱，更多是压抑。封面导语引用了一句福柯的话点出编辑主旨：性的话语的增殖，是因为性的隐秘意味着对我们的诱惑，我们通过对性的隐秘的叙说与窥视所获得对性的自由和解放的努力，都可能增强性的禁忌。这段“编者按”应该出自主编老朱的手笔，他说出了这个封面的意图——谈论“性”，这是一种应该争取的“消极自由”，他也准确地料到了后来上级的批评——我们假装开放地谈论这个问题，只能增强性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