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旺堆（左）与黄宗江（摄于1964年） )

黄宗江说：“到斗争尖端的地方去！百万农奴解放了！”1959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他就有了写西藏剧本的念头。西藏平叛初期，他脑子里只有愿望，却不知怎么实施。恰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很大的摄制组拍下许多纪录片，黄宗江说他在1959年之后的4年里，去了两次西藏，最长一次待了半年。“18集团军的张国华率军进藏，我跟着新华社的郭超人（他是‘文革’后的社长）一起去的。他对我帮助很大，我也参加了民主改革，很热烈。因为素材太丰富，很容易就有纪录片的想法，一写就像纪录片。”他说。

最初的两年里，他试过动笔，但没成功。1960年4月，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解放军到某地后，农奴主指使人把持了当地农会，打开粮库，私分粮食，也给一个中年农奴分了一份，但他还是要去报告解放军，主人就派人暗杀他，他脖子上挨了一刀，鲜血淋淋赶到解放军驻地，后来被送入北京301医院抢救。黄宗江赶到了医院：“我见到他时，他的伤口已经缝好，会说话了。他对我说：‘我现在的手是人的手，现在的脚是人的脚了！’乍一听，我有些不解。经他解释，我才明白在他入院后，护士细心地把他的手脚洗得干干净净，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次。”这个农奴说：“我很想看见毛主席。”他常常把毛主席像顶在头上。

除了这个素材，黄宗江说他在西藏看过一个活报剧《强巴的命运》，群众自己演出的，戏相当粗糙，却很朴素。“在农奴主随时可以割掉农奴舌头的社会里，农奴基本很沉默，装哑巴的人不少。”黄宗江说，戏中的细节基本来源于真实生活，农奴生孩子要给老爷上税，还要根据单、双眼皮交钱，婴儿的每只耳朵要交纳一个“雪松”（藏币）的税，农奴主踩着农奴上马更是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