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陶泽慧，译林出版社编辑，《现代性的后果》责任编辑，译有《奇想之年》《偷书贼》《午夜将至》等。

各位读者大家好，有没有一本书曾经彻底改变你的认知，让世界从那个瞬间开始，突然有了一种陌生感。有没有一套认知方法和理论，让原本对你而言熟悉的模式，突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让过去你习以为常的事情突然有了全新的意味。而且经历这种认知以后，你眼中的世界就再也回不去了？对我来说，这样的一个瞬间就来自我阅读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所获得的体验。

吉登斯的这本书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意思在于，现代性的降临造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断裂”，它让我们进入了一个与我们的祖先所处的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因而，许多过去的生活方式和行事逻辑都不再有效。

但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关于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变化，依旧在使用古人的生活经验来丈量我们的生活，这就产生了一种经验的误置，生活的疏离感也就部分源自我们的这种经验误置。使得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现代生活的实质，在这个世界中成了一个。

那么，按照吉登斯的分析，社会生活究竟发生了哪些基础性的变化呢？

首先最基础的体验当然是关于时间与空间的。

在前现代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概念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古人可以借用每日天色的变化或者历法来计算时间，但它们往往是不精确的。但是随着时钟的发明，以及它最早于18世纪下半叶在欧洲的推广，人们日常使用的时间被精确到分秒，但是这种精确的时间却突然“虚化”了。我们之所以说它“虚化”了，是因为它不再是一种和我们的日常事务息息相关的生活安排，而变成了一种时间的统一尺度，一种量化时间的方式。而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被纳入一种被严格分成24个时区的模式里，需要在精确的时间出现在各种需要我们露面的场所。

紧随时间的虚化而来的是空间的虚化。在前现代社会里，人们往往主要关注那些他们真正在场或可能在场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空间与地点是同义词。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一个传统意义上空间内发生的事情，也极容易受到来自远方因素的即时影响。在现代性的语境当中，一个场所里发生的事情往往被或远或近的种种因素所渗透和塑造，场所的意义已然虚化，其本身的“可见性”遮蔽了那些其实决定着场所性质以及事态性质的遥远的因素。

虽然作为现代人，我们都能接受尺度化的时间和地球村化的空间，但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和思维模式并未真正适应它们。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只是现代世界和前现代世界之间两项最为基础，也最为直观的设定变化，而吉登斯告诉我们，我们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对这些基础设定的缺乏思辨之中，而察觉并颠覆这些设定，是《现代性的后果》所试图做的事情。

那么有没有哪些事态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又有着某种不变的内核呢？

安东尼.吉登斯 著
译林出版社，2022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现代生活所必须的信任了。

进入现代世界以后，人类对自我的评价有了很大的提升。许多现代人自视文明，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适度，且时时懂得反思的人。但吉登斯暗示我们，如果人类真如他们所自视的那么明智，那么他们就更应该早早地普遍意识到现代社会与过去的断裂特征。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心理结构上与前现代社会的人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转换了形式，而信任就是一种典型的案例。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信任”是“对某人或某物的品质或属性，或对某一陈述的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然而吉登斯指出，当我们说我们相信飞机会正常起飞降落，安全完成飞行任务时，我们实际上对飞机的运作原理、安全标准等各项技术细节都一无所知，所以我们所谓相信，更多的是一种没有理性基础的信心，你对技术人员会做好飞机的维护和检修有着一种没有十足把握的信心，你对机组人员会执行好飞行任务有着一种没有十足把握的信心，你甚至要懂得忽视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意外状况，否则你就无法顺利地乘坐此类交通工具。

而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蕴含了诸如此类的信任，而相对于过去的信任，现代性语境下的信任只是转变了一种形式。过去的我们信任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我们的信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良好动机）所持有的信念的基础之上，然而现如今的信任，则建立在对于我们并不知晓的原则之正确性所持有的信念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同古人在心理结构上又有多大的差异呢，我们是否还依旧盲信呢。

最后，我还想介绍一下吉登斯特别看重的风险景象的变化。

现代社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风险与前人截然不同。

在前现代世界中，风险环境由物质世界的种种危险所主宰。霍布斯有一句著名的观点：在自然状况下，人类生命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这样的生活状态当然离我们当今的现代生活相距甚远。哪怕仅仅在一百年前，全世界的人均寿命都要比现在低几十岁，超高的婴儿死亡率和种类更多、发病更为频繁的各类疾病，令人们对自身的寿命预期也很低。此外，那个时候的人在自然灾害的肆虐面前也显得尤其脆弱。战争也如家常便饭一般发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面对的风险是具体的、实在的。然而，很多这方面的风险已经随着医学的进步而大幅降低了。如今的我们已经不再担心婴儿夭折，对自身的健康管理有了更多的把握，我们也不那么还极端天气了，因为社会能提供有效的救援，尽可能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如今的我们面对着一些截然不同的、更具灾难性的宏观抽象风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核战的风险。自核武器发明以来，核战争作为一种可能性就未曾淡出我们的视野。人类第一次具备了一种确实能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置，而它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是有动用的可能性的。除此以外，现代化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也比前现代相对笨拙的旧式武器有了更强的杀伤力和影响范围。所以，现代社会中的人类面对的便是这样截然不同的风险景象。这种差异性在根本上是断裂的，一方面我们具备了更为安全的人生，但是另一方面人类作为一种存在不再理所当然，而是命悬于博弈大国保持理智和克制的前提之下。

最后，我想谈谈所谓现代性的西方性问题。我们常常会说，很多现代世界的事物，其实是西方文明强加给我们的。其中当然有好的、值得拥抱的，比如喜人的科技创新，但其中是否也有一些并不那么好的，也不必要的因素，甚至构成文化入侵呢？

按照吉登斯的分析，现代性本身虽然起源于西方，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摧枯拉朽地扩散至全球，恰恰在于它的动力机制并不受西方文明控制，而具有它自身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它给我们带来的断裂性改变也使得我们并没有退路，只能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思考我们的前路。所幸，现代性并不为西方所垄断，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把握它、影响她、塑造它。裹挟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现代性不可能是源自某一批人刻意的发明，它必然是一种根植于新人性的社会运作方式，而这也已经构成了我们参与这种运作方式的更新和再定义的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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