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 1935年10 月，第６届全国运动会上由幼童表演国术 )

吕祖堂是老天津卫很出名的地方。20世纪初，天津城往东有72沽，往西有72屯，吕祖堂在从旧城出西门约3里地的第一屯。这个供奉吕洞宾的道观，在1900年春天——义和团首领预言的新的宗教时代诞生的一年——成为这场民间运动的“总坛口”。一些武术高手如李存义和王绛云等随义和团到天津后，在吕祖堂附近广招团民，教习武术。

武术从19世纪末就被逐渐荒废了，皖系军官马良“改良国术”的试验并非主流。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使用的方法已经不是传统的骑射、刀枪功夫，而是1894年从德国传入天津的德国体操。他专门请了德国人来担任部队的军操教练。1897年中国人办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医学教育机构——福州利济学堂的何炯则在思考：“近日学堂皆增体操，与拳法有无异同？”

义和团在短暂时间内掀起的民间习武之风是对现代军队和西洋之术的示威，是20世纪初天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部分。这些来自民间秘密社团的成员们，以阴阳八卦为各团的代号，他们的信仰混合了《易经》、历史演义、通俗小说中的元素。武术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他们抵抗外国势力，也排斥作为外国文化一部分的现代体育。历史学家Moorris在他的新作《民族之魂：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中认为，19世纪末从西方传入的现代体育并没有受到来自中国城市、文学或商业方面多大的挑战，在这方面西方体育传播遇到的障碍甚至远不如来自传统武术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