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新戏

通过编演新戏传播政治主张的方式一直为维新派人士所看重。春柳社的同年，同盟会会员任天知和王钟声在上海创办春阳社。任天知在日本看过春柳社《黑奴吁天录》的演出，动员他们回国演出，但没有说动。他回到上海后联系了以讲演出名的王钟声，搬演春柳社的戏。新剧兴盛后，一直被当作“新剧泰斗”的王钟声也是同盟会员，一直主张“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搬演《黑奴吁天录》时由于他们没有剧本，只能根据任天知的印象编写剧本提纲，把各个角色的主要台词发给每个演员，这些演员多是京剧票友，在剧中习惯地唱段京戏，虽然不新不旧遭人非议，但王钟声有话在先:只要是宣传革命，未尝不可。春阳社的剧目《宦海潮》、《官场现形记》、《革命家庭》、《爱国者》几乎都是配合当时革命形式的宣传剧。在北京演出《孽海花》时，干脆直接抨击时政，呼吁维新救国。辛亥革命中王钟声直接参加起义，上海暴动后又受命“北上运动军队”，策动清军起义被捕，在天津被处死。

留在上海的任天知组织了商业化的进化剧团，开始演出的剧目如《东亚风云》等还是直接响应当时的革命热潮，剧团延续春阳社的方式不编制完整的剧本，照用幕表制，演员根据主要剧情在台上即兴表演。因为有鲜明的政治理想，主角可以宣扬政治主张，甚至离开剧情直接发表演说，这种角色后来就有了“言论老生”的称号，甚至就成了一种固定角色。武昌起义后，任天知编演了《共和万岁》，最后一幕欢庆共和的狂欢中，舞台上抬出了孙中山的塑像等，革命热潮中的民众为之欢呼，之后“天知派新剧”的名声巨大。一时间有很多号称天知派新剧的剧团成立，仅上海就有20家新剧团，而“党徒既众，所传渐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