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峰在家中 )

隔一月再回忆乞讨事件，洪峰说:“那天下午我多穿了些衣服，以免让自己冻着，我写着‘实名制乞讨’，并且写清了我的单位、户籍，是担心会有管理人员把我轰走。我只去了三四个小时，我得在我未婚妻从医院治病回来之前回家，那天我要到了20多块钱。”他说:“首先，我是以洪峰这个个体的名义在做这个事，而不是以作家洪峰的身份出现。其次，我并没有穷到要靠乞讨度日的地步，秋菊打官司要的也就是那个说法。当时就是难以说清的一种情绪，一种愤怒，我就出门了。”

他说，当时围观者中有一位女性认出了他，并很热情地告诉他自己是他的忠实读者。让他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这位女士留下了5元钱。

洪峰说他只是希望能解决问题，希望他所在工作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能遵章恢复他每月2000元的合法工资，他也相信通过交涉，问题最终能解决。但是，媒体的介入，洪峰开始越来越多地被问到诸如“为什么有作家，作协”等问题，而以不坐班为理由单方面撕毁承诺，突然停发一个一直在工作并著作不断的作家的工资是否合理以及如何解决，反而没有人在意了。“人们批评作家，批评体制的不合理，为什么没人想过制造这些不合理的并不是作家本人？”洪峰说，“作协这个体制在中国并不是影响国计民生的问题，作家也绝不是白吃纳税人的钱。”“我得拼命解释我不是专业作家，我30年前就参加工作了，当时是大学老师，按国家政策我算干部。即使我是作协会员，我也不拿钱。”